1928年，朱德到井岡山跟毛澤東會合的宣傳畫。林彪當紅時，畫中人物被竄改為林彪。 （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
中共的百年歷史，不是「民族復興」的光榮進程，而是一場從山林土匪到國家壟斷者的騙局。從井岡山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南海的「維穩與洗腦」，變的是手法，不變的是目的——控制、掠奪、統治。這是一場不斷合法化自身邪惡的進化過程，也是中國人民百年災難的根源。
井岡山：赤色山寨的起點
1927年，毛澤東與朱德逃入井岡山，開啟了中共的武裝割據時代。他們不是發動什麼「人民起義」，而是赤裸裸地建立了山寨式的「革命根據地」。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實為組織化搶劫，以掠奪地主資源養軍隊、逼迫農民支援前線。
毛澤東的「革命根據地」，也並不是自己浴血奮戰打下來的江山，而是一座借來的山寨。1927年底，毛在國共分裂、秋收起義失敗後率領敗兵殘部逃入江西邊陲的井岡山。那裡早已是地方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盤，兩人原是綠林出身，憑山為王，割據一方。他們對共產主義沒有太多理解，但對於「共同抗官府」這一口號倒是樂意接受。於是，毛便與他們達成合作，表面上稱兄道弟，實際上暗中盤算奪權。
毛初到時，紅軍物資匱乏、兵員稀少，完全依賴袁、王提供庇護與支援。袁文才甚至幫他搭橋修路，供應糧草，還安排地方武裝與紅軍共治山區。王佐則將自己的地盤拱手讓出，還協助毛軍進行地區清匪與穩固政權。可以說，若沒有袁王兩人，毛在井岡山根本立不住腳。
然而，毛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與他們長久共處。他逐步在紅軍中安插親信，壓縮袁王的影響力，並向中共中央秘密舉報他們是「土匪頭子，非無產階級分子」。1929年2月，毛與朱德聯名上書中央，指控袁文才、王佐「不執行黨的政策」，「破壞統一戰線」，要求將其「肅清」。
同年5月，中共中央特派特科人員下山設局，以開會為名，將袁文才誘騙至寧岡縣黃洋界下的龍市鎮，在途中設伏將其槍殺；王佐聽聞消息後倉促趕往抗議，也在途中遭伏擊，被當場擊斃。兩人死後，毛順理成章吞併其地盤與部隊，井岡山從此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革命根據地」。
這場奪寨行動幾乎無聲無息，但卻揭示了毛式政治手段的原型：表面結盟，暗中清算；先借殼生存，再清殼奪權；不是攜手革命，而是一步步剷除異己、壟斷權力。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的紅色江山，便建立在一連串的背叛、奪權與清洗之上。
毛澤東那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正是其土匪邏輯的自白。他要的不是改革制度，而是推翻原有秩序、讓黨成為新的土皇帝。中共在井岡山植入的搶奪基因，後來在蘇區、延安乃至全國全面複製。
延安：從掠奪型土匪到情報型黑幫
延安時期，是中共政權蛻變的關鍵階段。這裡不再是井岡山時期靠搶糧、抄家維生的山寨土匪集團，而是一個逐步建立起思想控制與特務統治體系的政治黑幫。毛澤東藉由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徹底改造了黨的權力結構，也塑造了現代中國特務政治的原型。
整風運動名義上是為了「清思想、正黨風」，實際上卻是一場空前的權力清洗與意識形態再造工程。當時，大批從國統區逃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懷著理想主義，希望投入反抗日本、建設民主中國的事業。然而他們很快發現，延安不是烏托邦，而是另一個地獄。
王實味，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他原是北大出身的知識分子，曾寫過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婉轉批評延安生活中的特權階層現象。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毛親自點名批判，成為整風的導火索。隨後，王實味被打成「托派」、「特務」、「反革命」，關入「老虎穴」（即延安中共中央社會部監獄），遭到長期折磨與羞辱。1947年，國共內戰打響前夕，他被秘密處決，遺體至今不知所終。
更慘的是，那些沒有被直接殺害的知識分子，也被逼進精神死亡的深淵。延安整風推行「懺悔檢討」制度，要求每一位黨員寫下自己從小到大的思想歷程、家庭背景，進行所謂「靈魂深挖」。許多人被迫承認子虛烏有的「歷史問題」、「特務嫌疑」，甚至有人為了活命，自編自導「反革命自白書」。長時間的批鬥與隔離，使得不少人精神崩潰、自殺而亡。
整風的背後，是康生領導的中共特務機構——中央社會部的迅速擴張。康生曾在蘇聯學習過秘密警察手段，深諳斯大林式鬥爭技巧。他所設計的情報審查系統，讓每個黨員彼此監控，人人自危。這套內控網路後來演變成中共建政後的公安部、國安部與政法委體系，其邏輯就是：權力不依靠法治與共識，而是靠情報與恐懼。
當時的延安，號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聖地」，實際上卻是中國現代極權統治的實驗室。它不是民主的搖籃，而是一個用洗腦、告密、特務統治所編織的陰影之城。毛澤東在這裡建立了對思想、語言、心理乃至生死的全面控制，從掠奪型的土匪首領，蛻變為一個精神暴力與情報統治的黑幫教主。
從延安開始，槍桿子後面不只是筆桿子，還有密布全黨全國的特務網與告密文化。整風不只是一次運動，而是一種模式——以整肅名義肅清異己、以「群眾運動」之名實施精準打擊，製造出一個人人自危、人人從眾、人人表忠的社會機器。這種政治控制的模式，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運作邏輯。
建政後：把土匪邏輯制度化
1949年中共建政，毛澤東成功奪取國家機器，進一步將他在井岡山與延安時期所習得的掠奪與整肅手段，全面制度化、合法化。土匪式的搶奪與肅清，從山寨黑幫升級為中央政權的基本運作邏輯，披上了「法治」「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外衣，啟動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暴力統治與全面掠奪。
「三反五反」：劫掠資本的國家行動：1951至1952年，毛發動所謂「三反五反運動」，名義上是打擊貪污、浪費與官僚主義，以及工業商業界的行賄、偷稅漏稅與偷工減料等行為。實際上，這場運動是一場針對中國城市工商階層的全面劫掠。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也成為整肅資本家的重災區。在運動中，大量民族企業主、商人被指控為「資本主義毒瘤」、「剝削階級」，遭受批鬥、抄家與鉅額罰款。據《炎黃春秋》刊載的統計，光是上海市，在短短數月內，自殺人數高達876人，其中多為企業家與會計人員——有跳樓者、有服毒者，甚至有人當眾割喉自盡。
據回憶錄記載，一位上海絲綢廠老闆被連續四天不讓睡覺，被逼交出「隱匿資產」數萬元（當時是一筆巨款），最終抱著兒子從五樓跳下。這些錢並非違法所得，而是企業流動資金，卻成了共產黨的戰利品。
「大躍進」與人為饑荒 餓死3千多萬
1958年起，毛為了超英趕美，提出「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政策，要求農民「多快好省」地鋼鐵煉產與糧食生產。結果，全國虛報糧食產量，中央則以虛報數據為依據進行「超額徵糧」。農民口糧被徵光，餓死也不能開倉。
四川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卻在1959至1961年間餓殍遍野。當時四川簡陽縣有個「張氏三姊妹」，父母餓死後，三姊妹在荒野求生，吃野草與樹皮，最終活活餓死在田間，屍體被村人發現時早已乾癟如柴。
安徽鳳陽，有一農民寫下血淚日記，記錄家人如何一個個餓死。最後一頁寫著：「我再也走不動了……娘和娃都在土裡，天寒地凍，我也快去了。」
三年饑荒估計餓死人數高達3,000萬，但政府對外宣稱是「自然災害」，事實上糧食仍大量出口至蘇聯與東歐換取外匯，毛甚至對此說：「餓死幾千萬，怕什麼，我們人多。」
「文化大革命」 全國性的洗劫與人格屠殺
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再次以革命名義挑起全國性鬥爭。紅衛兵成為新一代的「革命土匪」，奉毛語錄為聖旨，見人即打、見物即抄。許多城市的知識分子、教師、老幹部被打為「牛鬼蛇神」，遭受殘酷批鬥。
北大女教授卞仲耘，被學生用皮帶與木棍活活打死，屍體被扔在校園長椅上曝曬三天。她死前多次哀求：「我是無辜的，我是黨員……」無人理會。
紅衛兵抄家時，把古書古畫、文物器具當成「四舊」焚燒，大批私人財產被沒收。甚至還出現「吃人」的紅色恐怖——廣西文革期間，據官方後來部分解密文件顯示，數百人被殺後被肢解煮食，以示「革命忠誠」。
整個文革期間，無數家庭被毀、人格被蹂躪、社會秩序蕩然無存，而毛則在天安門城樓上，讚許紅衛兵是「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革命之名，掠奪之實：從「三反五反」到大饑荒，再到文革，毛澤東與中共政權始終用革命、改革、清除異己的語言包裝其暴力行為。但實質上，這些運動的本質無異於一場場「合法化」的土匪行徑——用國家暴力剝奪人民財產與生命，並進行全面思想改造，使百姓不僅臣服於政權，更在精神上對毛與黨產生恐懼與依賴。
這就是毛時代的中國：一個用紅色話語包裝的黑幫國度，從鄉間山寨走上中南海的土匪邏輯，從延安延伸至北京，從人肉批鬥走向制度暴政。
鄧小平改革 土匪換裝 權貴割據
所謂「改革開放」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是中共將國有資產重新分配給紅色權貴階層。國企改制實為掠奪人民財富的再分配，形成紅色特權資本主義。農民工進城三十年無保障無尊嚴，是新時代的被壓榨階級。
「姓資姓社」的辯論從未改變本質：中共只是換上經濟話術的土匪團夥。
數位極權：現代化的土匪升級版
進入21世紀，中共的搶奪方式從粗暴搶掠變為高科技極權。
清零政策：以防疫為名進行城市封控、強拆門鎖、消殺財物，地方政府趁機轉移資產。
社會監控系統：透過天網、人臉辨識、社會信用評分，中共完成對人民言行與思想的全面掌控。
這是掠奪的升級，不再只是搶財產，而是鎖定思想、操控靈魂，成為全球最嚴密的數位獨裁政權。
中共從來不是文明的產物
從井岡山的山寨旗到中南海的五星旗，從搶地主糧到打壓民企、整肅網路，中共百年從未改變其掠奪與壓制的本質。
它不是文明進程的結果，而是歷史錯誤與暴力遺留的怪胎。它不是人民選出的政府，而是一群靠搶奪與謊言起家的土匪集團，其政權存在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斷重複這場從搶糧到搶思想的「合法搶劫」。
認清這一點，中國人民才可能真正走上自由與復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