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建國》以法政視角回望美國制度史，指出建國不僅僅是開國元勛的決定或戰爭勝利的結果，而是將政治價值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設計。（圖片來源：網路圖片/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5年7月11日訊】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運用一個矛盾的命題作為開場。
一個早在一七七六年即宣布獨立、一七八九年即制定憲法的國家，為何還需要「再一次」建國？難道建國並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個漸進、層層遞進、甚至不斷重寫定義的過程嗎？
作者似乎就是這樣認定。
作者選擇從美國歷史中三條關鍵憲法修正案：第十三、十四與十五修正案切入，用法律視角與制度論述，重新書寫一部「美國的建國史」，似乎指向：所謂建國，不僅是政權與疆界的建立，更是自由、平等與參政權在制度中被完整承認與保障的歷史過程。舉個例子，第十五修正案寫下了一句簡單卻革命性的話：不能因為你是黑人、曾為奴，就剝奪你投票的權利。這是美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承認參政不是恩賜，而是基本權。然而真正的政治平等，也並非在修正案通過那天就實現，而是靠一場又一場訴訟、抵制與遊行，才慢慢逼迫制度兌現承諾。這些事情，都不是建國之初就有的。
而我最喜歡的是第四章〈正義與判例法〉。
作者將前三章的制度歷史總結為一個更根本的命題：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稱為「建國」，關鍵不在疆域、政體或軍事，而在於其能否建立一套具公共正當性的法理基礎。
這套法理基礎包括：法律為誰服務？法律為何具有權威？誰能界定正義？當這些問題的答案來自人民的集體討論與制度設計，而非歷史繼承或殖民複製，國家才真正具備自主性。
美國的「二次建國」，即是這樣一場漫長且痛苦的法理轉型，它從一套建立於白人財產階級之上的殖民法律體制，轉化為可供各種族、性別、階級參與的民主制度。而這樣的轉型，不靠革命，不靠軍事，而是透過司法判決、修憲程序與社會抗爭持續推進。
當美國有了「第二次建國」，我們卻仍在追問：那麼，臺澎金馬的「第一次建國」在哪裡？
當然我們連第一次的建國都尚未完成，但如果要從作者的角度以及價值出發，也就是制度的意義在是否真實地落實那些重要的權利，或許我們也可以從大法官解釋中尋求一些跡象。
我們來用三個解釋作為依據。
第一個解釋：我們能在共同體的範圍落實投票權利。
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選出後，因國共內戰與動員戡亂時期的特殊情勢，第二屆遲遲無法改選。講白話一點來說，政府認為就是在「大中國」選出來的代表，怎麼可以在「臺澎金馬」重選。如果在「臺澎金馬」這塊區域重新選出來民意代表，不就代表「臺澎金馬」實質獨立？這要如何回應當時的「反攻大陸」這個政治話術？因此這批「資深民代」一任就是四十多年，被戲稱為「萬年國會」，導致國會一直沒有改選，憲法所稱的每三年國會改選，彷彿僅是一個口號。
就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呼聲高漲，因此爆發當時最大的抗議：野百合事件。隨後陳水扁等二十六位立委聲請釋憲，要求檢討「萬年國會」的正當性。大法官作出釋字二六一號解釋，明確指出：民意代表應定期改選以反映民意，貫徹民主原則。大法官要求，除無法行使職權者應即解職外，其餘「萬年國會」成員應於一九九一年底前全數退場，政府須盡速辦理次屆選舉。此舉終結了「萬年國會」，開啟國會全面改選，推動民主化進程，被視為民主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從此我們的國會確認進入到「臺澎金馬」的組成，而不是「大中國」下的共同體，並且人民開始進入真正的選舉時代。
第二個解釋：憲法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然而在一九九九年，國民大會第五次修憲時，通過一系列爭議性條文，包括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修憲、延長民代任期、以及將國大代表產生方式改為依立委席次比例分配，被批評為「自肥修憲」，引發社會強烈不滿。這次修憲被質疑違反公開透明原則、程序有重大瑕疵，且內容涉及代表性不足與利益衝突。立委聲請釋憲，要求審查修憲程序與內容的合憲性。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釋字四九九號解釋出爐，大法官認為，修憲必須公開透明，讓國民能監督代表行使權力。這次修憲不僅程序違規，還在本質上違反憲法當中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此宣告相關修憲條文無效，恢復原條文。
這號解釋不僅糾正了「自肥修憲」的弊端，更確立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告訴大家我們憲法裡的核心價值為：「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基本權、權力分立原則」，成為臺灣憲政民主的重要防線，即使是憲法，也不能違反之。
憲法的核心價值就這樣被確立，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共同體慢慢被書寫起來。
第三個解釋：我們是個婚姻平權的國家。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釋字七四八號解釋公布，確認了法律需要保障同性婚姻，兩年後，立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平等的概念，更在這一次大法官解釋中，突破前進。
回到本書，《二次建國》以法政視角回望美國制度史，指出建國不僅僅是開國元勛的決定或戰爭勝利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參政權被逐步寫進位度、落實於生活，將政治價值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設計，並不斷擴充其適用主體與影響範圍的過程。
作者並沒有歌頌開國元勛的偉大，也沒有浪漫化革命的浪漫色彩，而是將目光投向一個國家內在的制度重塑歷程，讓我們深刻理解真正的建國，源自於人民不斷為正義奮鬥、修補制度的持續行動。
若將這樣的理論視角轉向自身，我們或許會看到一種反向的歷史曲線。在臺澎金馬這個共同體中，透過釋字第二六一、四九九與七四八號等關鍵憲法解釋，我們也許已經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公共正當性的法理基礎，並使民主原則、基本權保障與憲政秩序逐步制度化、社會化，一個具備公共正當性的法理基礎正在這塊土地逐步「落地生根」。
然而跟美國不同的是，我們所真正缺乏的，或許正是那個能在主權位階與國體樣貌上，為整個共同體劃下清晰起點的「第一次建國」，一個由人民明確確認自身政治實體地位的創始性舉措。
這樣的缺席，成為我們憲政體系的懸缺，造就規範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在我們自稱民主憲政的敘事中留下一道醒目的斷層，於是乎我們僅能用一套不完整的語言，去描述一個本該完整的共同體。
我們還在等待屬於我們的第一次。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