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4日，趙曉梅（右一）參加多倫多的六四36週年紀念活動。（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5年7月12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在當今中國，許多人因為長期接受的官方教育和宣傳，對中共抱有某種程度的認同或依賴。然而，趙曉梅，一位現年46歲的女性，卻從小就對中共的宣傳產生懷疑，並最終選擇離開中國，來到加拿大尋求自由的生活。她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個人的覺醒歷程，更是對中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深刻反思。
童年的觀察：制度的虛偽與不公
趙曉梅出生於1979年，成長於中國的80年代和90年代。與許多同齡人不同，她從小就對中共的宣傳產生了質疑。這種質疑並非來自成人的教導，而是她對身邊現實的敏銳觀察。採訪中，她回憶了幾件童年時期的經歷，這些經歷在她心中埋下了對中共製度不公的種子。
小學二年級時，趙曉梅在火車站目睹了一名農民被車站工作人員粗暴對待。農民背著一個大包，放在地上休息，卻被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大聲斥責，甚至用腳踩踏他的包裹。她質疑道：「他們不是黨的人嗎？他們是體制內的人，卻這樣對待百姓，哪有什麼尊重？」這一幕讓她對官方宣稱的「黨愛人民」產生懷疑。
此外，她還觀察到學校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因家庭經濟條件而異。老師在公開場合宣揚「熱愛學生」，但實際上對貧困學生冷漠，對富裕學生格外關照。趙曉梅說：「他們說的都是假的，根本不愛學生。」這種虛偽的言行讓她對官方宣傳的真實性產生了質疑。
另一個深刻的記憶是，她見證了警察對人力三輪車司機的粗暴對待。在90年代初，當時的出租車多是人力三輪車或麵包車，警察對這些底層勞動者態度惡劣，動輒辱罵甚至毆打。她回憶道：「那些三輪車司機很害怕，根本不敢反抗。他們也是人，為什麼得不到基本的尊重？」這些經歷讓她意識到，官員對普通民眾的態度與宣傳中的「人民公僕」形象完全相反。
更讓她震驚的是，她開始思考官員的財富來源。她說：「他們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他們的錢從哪來的？不就是納稅人的錢嗎？」雖然當時年幼，她已經開始質疑社會的不平等，並對中共的「為人民服務」口號產生了懷疑。
父親的遭遇：文革的創傷與後遺症
趙曉梅對中共的質疑不僅來自個人觀察，還與父親的遭遇密切相關。她的父親在1959年以唐山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本應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來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1964年，趙曉梅的父親即將從北航畢業時，文革開始。他被剝奪了畢業證書，與其他北京高校的學生一起被下放到北京昌平區的南口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在農場，他遭受了嚴重的精神和肉體折磨，包括被掛上「反革命」牌子、公開批鬥，甚至被毆打。趙曉梅說：「我爸晚上經常睡不著，經常被嚇出一身冷汗，甚至不敢關燈睡覺。」這些經歷給他留下了嚴重的心理創傷，終身無法完全癒合。
1978年，文革結束後，趙曉梅的父親終於被平反，並被分配到秦皇島的一所中學擔任教師。然而，即使在平反後，他依然面臨歧視和不公。例如，按職稱他本應分到三間大房，但因為有人行賄，房子被分配給了一個沒有資格的食堂承包商。趙曉梅回憶：「我爸很正直，從不送禮，但這導致我們一家多年擠在一個小房子里。」她說，真正的好人在中國不會有好日子，中共的制度造成了一種「逆淘汰」現象。
六四事件的震撼：真相的覺醒
2006年，她在英國看到了六四紀錄片和相關網站對於六四事件的報導。在國內，她對六四事件的瞭解僅限於官方宣傳的模糊說法。她回憶道：「我看到一個女性倖存者講述，子彈穿過一個人的頭髮，連帶頭髮釘在窗戶上。這太駭人了！」她震驚於人民子弟兵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甚至使用坦克鎮壓。她說：「這些學生是愛國的，他們希望中國更好，但中共為了維護統治，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她開始感覺到，中共的統治核心是維護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福祉。「他們反對民主，因為民主意味著他們的特供、豪宅和財富都將失去。他們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哪怕犧牲無數生命。」她說。
疫情三年：電子枷鎖與社會控制
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進一步加深了趙曉梅對中共的失望。她在北京從事服務業工作，親身經歷了嚴格的封控政策。每天的核酸檢測、健康碼掃瞄成為生活的常態。她說：「健康碼就像電子枷鎖，綠碼才能行動，黃碼就要隔離，紅碼直接進醫院。沒有人敢反抗，因為反抗就是『妨害疫情防控罪』。」
她聽說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案例：一個兩歲的孩子因煤氣中毒需要緊急送醫，但因小區封控，120急救車無法進入，孩子最終因延誤治療而死亡。她說：「大人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去，卻無能為力。這太殞地了。」此外，她還聽說火葬場因屍體過多而「燒不過來」，許多遺體只能堆放在家中或停屍房。
2022年底，白紙革命爆發，許多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清零政策。趙曉梅當時並不知道這場運動，直到來到加拿大後才瞭解其意義。她說：「白紙革命讓我看到年輕人的勇氣，但一個人的力量在國內太渺小，面對坦克和機槍毫無還手之力。」
逃離與新生：加拿大的自由與希望
最終，趙曉梅選擇離開中國，來到加拿大。她說：「國內不是正常社會。真誠、善良、誠實被當作傻子，好人混不好，這是黑白顛倒的。」在加拿大，她感受到自由的珍貴和人性的美好。她分享了兩個經歷：一次在地鐵站丟了眼鏡片，陌生人停下來幫她尋找；另一次坐錯公交車，一位路人主動帶她到正確的車站。她說：「在加拿大，真誠和善良是美德，這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子。」
在加拿大，趙曉梅加入了中國民主黨，希望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她參加了多倫多紀念六四36週年的活動，並積極參與茉莉花行動等街頭抗議。「這些活動有意義，因為持續發聲會產生力量。中共就是邪靈，它激發人性最壞的一面，讓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她告訴《看中國》。
退出中共組織 盼民主與傳統價值回歸
趙曉梅退出了中共少先隊和共青團，她相信，中共的專制統治違背歷史潮流。「中共就是邪靈，它激發人性最壞的一面，讓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
她希望中國早日成為民主社會，恢復真誠、善良、誠信等傳統價值觀，成為一個真正強大而有道德的國家。她特別提到法輪功倡導的「真善忍」理念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她說：「每個人都應該按真善忍做事。」
「古代中國有廟，代表信仰和道德約束。現在廟被拆了，人沒有信仰，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活摘器官就是例子，醫生本應救人，卻成了凶手。」她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有聰明勤奮的人民，只要有民主制度和信仰，中國會是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