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對判為右派、反革命者執行槍決。（網絡圖片）
按：他靜得像古井之水說：「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躲不過的一場劫難！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終有一天都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終究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一樣。」
太史公說：人固有一死，或輕如鴻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難友楊應森因「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重大涉案人員送進死牢接受教育，俗稱「陪場」。楊應森就義後，在我的心頭用血用淚刻下了一首詩：
蓉城獄西墜隕星，壯士飄然易水行；
圖匕雖未斷秦命，卻震中原動國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這之前，他是解放軍中尉，中共黨員，我是黨報記者，團委書記。成了「階級敵人」後，同在四川省公安廳「415」築路支隊勞教「改造」。不過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動」的「花崗岩」。六年後他被殺，我被判處重刑。人都是爹媽生爹媽養的，要麼回爐重造，要麼保持原生態。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是1962年全國數萬起「反革命」案中的一個大案，稱為「驚天大案」，先後抓捕200餘人，被殺的除楊應森外，還有中共地下黨員、中共西南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員、「紅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讀書時就參加中共，從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慶發起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被國民黨抓捕囚於渣滓洞白公館，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同關一室。聽重慶難友說，1949年9月，傳來「新中國」即將成立消息，他撕下紅色被面，與羅廣斌一道飛針走線繡製出一面五星紅旗（不知誰個「敢想敢幹」的「作家」把此歷史事實，移植到江竹筠身上）。
誰知新政伊始七年後，他被劃為「極右」，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再過七年後，他被羅織為「馬盟」首犯，被殺於江津永勝茶廠。周的夫人曾昭英，幾十年不曾乾過眼淚，兩個兒子「下放」農村，不堪凌辱，一個兒子用鐮刀割喉而死，另一個兒子跳嘉陵江自盡身亡。留下無限辛酸，無限眼淚。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勞教中隊改造，但一同關押在成都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監獄有三個監區，他關在三監區，我關在一監區。一次放風，大概是新來的獄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們監舍四個人趕到三監區的壩子裡去放風。我只聽說他關在這裡，不知是哪個監舍，便引吭高歌：「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
歌聲喚來了他回應，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裡彈出個紙團，紙團上寫兩個字：「保重」。再看，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著副眼鏡，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鐵窗後面閃爍，像盞明亮的燈，沒有聲音，只有示意：勇敢點，頂住邪惡！……
「馬盟」一案，兩個共產黨員被槍殺，另有三名「教民」判處死緩，四名判處無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達二十餘人。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黨員、團員，他們中的不少人，曾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出生入死，幾乎獻上生命。他們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下，卻死於為對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地獄中呻吟。
在「陪場」的二十多個日子裡，我和楊應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見天的地獄，相依為命朝暮相處，談論人生談論未來，談論「人類最偉大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也談論我們曾忠於過的「偉大領袖」……
他腳戴腳鐐，手繫背銬，不唉聲不嘆氣，也不怒氣橫眉，更不咒天罵地，靜靜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一天，他突然問我：「曉楓，我死了後，你有什麼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著黑黑牢頂，恨不來個轟天大雷炸坍這座萬惡的無產階級專政監獄。我沒過多考慮，咬著牙憤憤地說：「活下去，堅決活下去！與他們鬥到底！」
他那泰然平靜的雙目落在我身上許久，問：「怎麼活？怎麼鬥？」「決不自殺！決不低頭！殺盡那些整人害人的傢伙，大不了像你吃顆子彈。」我望著他那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以及那張因長期飢餓，導致營養不良而蒼白的娃娃臉，激憤得有點歇斯底里。
好一陣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語：「冤冤相報何時了，以卵擊石不可為。」然後轉過頭來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說：「曉楓，不自殺、不低頭，是對的，但不能有吃子彈的打算啊！你年輕，又有寫作才華，切不能盲動，做無謂的犧牲。中國政局會發生變化，絕不是鐵板一塊，縱是鐵板也會鏽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寫出來，留下一頁頁歷史……」
我一怔，失望沮喪的心有點驚訝：「有那一天嗎？」
「怎麼沒有？世上沒有不死的人，也沒有萬歲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換了多少個朝代和多少個帝王？我在想，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能不能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國家一樣，幾年選一次總統？我看不是沒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帶深沉的微笑，話中有話，說到這裡戛然而止。
在這之前，我們不少勞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過中國的未來，但礙於告密未敢深究，現在他和我同關在死牢裡，還有什麼話不能交流？一個亮亮的光點從大腦閃過，我似乎像抓住了什麼，輕聲問道：「你是說，老毛死後吧？」
他點點頭，認可我的企盼，說：「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他能活到萬歲嗎？我叫過，你叫過，那時叫他萬歲時候，熱血沸騰，渾身激動得發抖，眼裡噙著淚花。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誰知全是災難。國民黨的人殺，共產黨的人也殺，越殺敵人越多。不僅整得你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他的戰友高崗、饒漱石也跑不掉，保駕的彭德懷、張聞天也一樣，今後不知還要整誰？」
我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幹？」
他從地鋪的草蓆上站起來（死牢沒有囚床，除牆角有個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兩張草蓆，他和我一人一張），拖著沈重的腳鐐，慢慢地移動著腳步說：「什麼叫共產黨？共產就是你鬥我，我鬥你，除了農民鬥地主，工人鬥資本家外，兒子鬥父親、老婆鬥丈夫、學生鬥師長……不鬥就不叫共產黨。中共最壞的一招，就是用美麗的詞彙，把人性靈魂深處最醜惡的東西釋放出來，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讓人放開手足做壞事。」
他說得入情入理，我聽得有鹽有味，似乎死牢變成了課堂，學生與老師在探索社會發展與國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論有據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點是趨利避害，總想用輕鬆的付出去換取最大利益。什麼付出最輕鬆？出賣靈魂最輕鬆！共產黨每一次爭鬥，每搞一個政治運動，總有人爬上去，總有人被打下來；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當官、當長、當書記，打下來的人挨鬥爭、進監獄，淪為社會底層賤民。還有，官位、長位只有那麼幾個，而爭奪的人一大幫。人們為了搶到這個位置，就拚命做壞事，拚命說謊造謠。誰的壞亊做得多，誰的說謊說得大，誰就能搶到最好的位置。有了這個位置，就可以妻榮子貴，作威作福，雞犬升天，這就是中共熱衷的階級鬥爭，這就是中共治國之術。一塊骨頭十條餓狗搶，互相之間你撕我咬，死拼惡鬥。中國早已成了一群瘋狗爭食的國家，沒人格、沒尊嚴，寡廉鮮恥，苟延殘喘。儘管十多年來國家遭受到如此大災大難，可沒有人敢說真話，都隱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這塊骨頭起的作用。今後想過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搶骨頭，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嚴，多做人們喜歡做的善亊。曉楓啊！切忌去搶骨頭……
是觸動，是啟迪，我回到兩年前曾探索過的題目：中國苦難何日才有盡頭？但未得出答案。他說到這裡，我忍不住岔斷他的話，問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為這個，才起來組織「馬列主義者聯盟」？
對「馬盟」這個組織到底有沒有？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
記得，1961年我外逃前，「415」勞教築路支隊在旺蒼快活鎮修築「廣旺」鐵路（廣元至旺蒼），時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又重回「國際共運」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聯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國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應將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發表自己看法的右派份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見過一面言及此事。之後我因偷米事發，外逃西北，省公安廳視我為此案要犯，發出紅色通緝令。1963年初在陝西被捕押回成都，經數十次審訊，無論誘、逼、脅，我只談知道的事，決不吐露一個難友。雖然審訊員指定這是個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某某是主席，某某是書記，某某是部長，還說他們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堅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後說：「根本沒有什麼組織，只是大家在一起議論，探求真理，到底中國走蘇聯之路好，還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隱諱地說：「從報上發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殺同志，不整人民。鐵托不像斯大林那樣專橫，更不像毛澤東那樣暴戾，他總是關心愛護人民，盡可能多給老百姓一點點民主自由。」他接著說：「周居正寫了一個小冊子叫《堅持新民主義革命》，就是這樣說的。儘管我們在暴力的殘酷壓迫下，但仍一致主張放棄暴力，反對武裝起義，停止階級鬥爭，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改官員的任命制為民眾選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還給農民，工廠實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選出自己的領導人管理工廠，沒有暴力推翻共產黨的打算。」
他特別提醒我說：曉楓，共產黨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法西斯政黨，它有軍隊，有警察，有監獄，占有國家的一切資源，又極其專橫殘暴。造反，殺你；反對，關你；不跟著它走，沒有飯吃。你我都是吃共黨飯長大的人，參加過共產黨各個政治運動，深知道共產黨的底細。過去說「國民黨寧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共產黨卻是「寧肯錯殺十萬，不肯放過一個批評它的孩子」。老百姓殺怕了，嚇怕了，哪個敢起來造反？再有，現在不是國民黨時代，那個時代是私有制，廠礦、商店、銀行都是私人開的，人們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沒有私人的企業，沒有個人的空間，大家只有一條路：擁護共產黨，跟著中共走！不要說造反，就是農民在田邊屋角種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鬥爭。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別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還有你，都是不願意做咬人的狗，結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這番真誠的吐露，四十多年來一直在我腦海裡纏繞：「在中共的統治下的中國，人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過狗，也曾咬過人，現在自己不咬人了，卻又被別人咬得遍體鱗傷，唉，何時中國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這些觀點，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說服他們不要做壞事。法官們不但不聽，還大罵他堅持反革命立場，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其實，他說：「殺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殺我。他們為了要穿衣吃飯，養兒育女，不得已而為之啊！1950年剿匪，我殺過人，你也殺過人。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去殺人？不也是為了掙表現，求上進，爭位子。嘿，這個國家把正常的人變成殺人犯，自己為自己造鐵屋子喲！」「鐵屋子？」我重複，不解，迷惑。
「對，鐵屋子！就是這間鐵屋子！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只不過大小不一樣。你和我是住的小鐵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鐵屋子。不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中國這個大鐵屋子，年代久遠了就會腐蝕鏽化。中共搞階級鬥爭，今天整這一批，明天鬥那一批。每次政治運動打擊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運動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運動，損害了多少人？……」
那時，我剛進入而立之年，躁動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隊伍與共產黨幹到底，再不當個刺客，專殺做惡的官員，或者做個江洋大盜，殺人越貨，劫富濟貧，逞一時之快。經過多次交流，多次探討，他的觀點、想法、夙願，對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開始冷靜思考人生，寄希望於中國政局變化，耐心等待。我能放棄暴力反抗的誓願，正是他們要我「陪場」的目的，真可稱之為殊途同歸。此時的他，不是即將走向刑場的死囚，而是一個布道的牧師，我是第一個接受洗禮的信徒：讓共產黨在時間的歲月裡腐蝕鏽化……正因為如此，我才耐著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監獄，渡過漫漫的長夜，等待黎明的到來。否則我早會伺機奪槍，飲彈長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時間裡，有一天我突然問：「應森，你恨嗎？」
躺在草蓆上的他，靜得像古井之水說：「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躲不過的一場劫難！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終有一天都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終究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一樣。」
我奇怪不解：鐵屋子怎麼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紅花？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說不定哪天出個大力士，把鐵屋子打開個洞，腐蝕鏽化的時間就會加快。但是共產黨殘暴專橫的本質難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樣。只要叫共產黨，他就必然踐踏人權，仇恨民主，蔑視尊嚴！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參加了共產黨。別人騙我，我騙別人，大家就這樣騙下去。曉楓，今後決不能再做騙人的亊了，在鐵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當工具了！一定做個大寫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負鐐戴銬走上刑場，被殺於四川灌縣（今屬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時間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時，時年三十三歲……
此後，我一聽見岷江咆哮，好像聽見他說的那句話：在鐵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當工具了，一定做個人格獨立的人！所以「改正」後回到報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謀職業去了，不再做騙人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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