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媒力捧的電影《南京照相館》，被批鼓吹仇恨教育。（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愛國」成買點逾20億人民幣票房
《南京照相館》在不到20天內，根據官方統計便錄得逾20億人民幣票房，被包裝成暑期檔最大黑馬。然而，這個票房數字本身也值得玩味——在中國電影市場，官方有能力通過大規模包場、行政動員、學校與企事業單位集體觀影等方式，迅速堆高票房和話題熱度。它的火爆，並非純粹來自觀眾的自然選擇，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動員。
至於《731》，雖然宣稱因內容「過於殘酷」而延檔，但這種延遲本身就是一種宣傳策略——讓觀眾在等待中積蓄情緒與好奇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影片並非民間導演的獨立創作，而是由東北多個省市的宣傳部直接介入製作。這意味著，它在立項之初就承載著政治任務，其劇本、敘事與最終呈現，都必須符合中共的歷史敘事與宣傳口徑。
為什麼在二戰結束80週年之際，這類主旋律影片密集登場？背後的政治計算並不難看出：
轉移內部矛盾坐實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失業率飆升、房地產崩盤、地方債壓頂，社會怨氣日益累積。當政權無法解決這些根本問題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憤怒引向外部——日本、美國或其他「外部敵人」成為最佳替罪羊。
相比之下，中共對歷史的利用則截然不同。它選擇性地挑出歷史中對自己有利的片段，反覆強調「我們曾是受害者」，卻迴避中共政權曾經和正在加害本國人民的歷史：從「大躍進」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六四鎮壓與迫害法輪功信仰，以及新疆集中營和對基督徒的迫害，這些都被有意淡化甚至完全消失在銀幕和教科書中。
票房奇蹟來自行政動員與「愛國」動員
許多「票房奇蹟」其實是在行政動員下完成的，對員工、學生甚至公務員被要求購票觀影，有的票根雖然被買下，但觀眾實際並未入場。這種運作讓票房數字既是政治成績單，也是宣傳材料的一部分。
有日本學者指出，《南京照相館》包含大量失實甚至虛構的情節，卻被中共宣傳為「真實歷史」。而許多觀眾並不質疑，反而把觀影變成「愛國考試」，甚至有家長為了表現忠誠，帶著年幼的孩子去看這些充滿暴力與殘虐畫面的影片，事後還將孩子痛哭、受驚的片段分享到網上，當作一種政治正確的表態。
藉著「愛國」再發一把國難財
在這樣的政宣產業鏈裡，導演、製片方甚至部分演員，都能藉著「愛國」的旗號大撈一筆國難財。歷史悲劇本該是沉痛的反思題材，但在這些人手裡，卻變成了流量與金錢的金礦。所謂的「情感共鳴」，實際上是對觀眾情緒的精準操控與商業收割——血淚成了賣點，仇恨成了賣票的保證。更諷刺的是，這種財富積累還披著「正能量」的外衣，這種電影一出生就注定「勝利」。愛國，成了最穩妥、最賺錢、風險最低的商業模式。只要有錢可賺，誰還在意是不是發的國難財。
因此，當導演們打著「愛國」的旗號賺取國難財時，他們實際上參與的是一場雙重收割：既收割了觀眾的荷包，也收割了觀眾的思想自由。對比那些真正追求真相與反思的作品，這種「愛國電影」不過是披著民族情感外衣的政治與商業合謀。
好萊塢是如何處理歷史創傷題材的
相比之下，韓國和好萊塢在處理歷史創傷題材時，雖然也有商業考量，但往往更注重還原事實與反思人性。以韓國的《國際市場》《密陽》為例，雖然都涉及國家歷史與民族記憶，但它們不僅呈現外部壓迫，也直面本國社會的錯誤與人性陰暗，甚至會引發對政府與制度的批評。這樣的作品既能喚起情感共鳴，也能促進公共討論，而不是單純將觀眾情緒推向仇恨的單一出口。
好萊塢的戰爭片，如《拯救大兵瑞恩》《血戰鋼鋸嶺》，固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但它們更願意描寫戰爭的殘酷與荒謬，以及普通人在極端情境下的掙扎與道德抉擇。這種處理方式，既能彰顯勇氣，也能揭示戰爭的無情，讓觀眾在感動之餘對暴力與極端民族主義保持警惕。
而在中國的主旋律電影裡，歷史題材往往被簡化成一條線——敵人就是絕對的邪惡，我們就是絕對的善良；所有犧牲都是為了今天的政權合法性服務。這種敘事不允許觀眾去追問制度的責任，不允許從悲劇中汲取多元的啟示，只允許將悲憤轉化成對外部敵人的仇視，並在這種情緒中加固對內的服從。
下一部的《731》，還會有更多的韭菜去為資本和中共洗腦教育買單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