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8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綜合報導）在全球地緣政治風雲激盪的2025年，中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共政權的穩定性、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潛在垮臺後的轉型路徑，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中共作為世界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政權，其未來不僅關乎14億中國人的命運，更牽動全球秩序。近日，三位中國問題專家余茂春、矢板明夫和陳小平以犀利視角剖析了「習時代」中國的困境與出路，探索了中共垮臺後中國的可能圖景，以及通向民主與法治的艱難道路。
余茂春：中共垮臺後的複雜轉型與國際準備
余茂春，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以其對中共體制的深刻洞察著稱。他明確指出，「如果中共政權突然垮臺，這將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他主導的哈德遜研究所報告《為後中共時代中國做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Preparing for aPost-CCP China）指出，作為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共的垮臺並非不可想像。如果經濟衰退、民族衝突或國際制裁等壓力加劇，垮臺可能「一夜之間變天」。余茂春警告，缺乏準備將導致中國陷入動盪，影響全球穩定。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制定應對策略，確保「中共政權垮臺後的轉型，需要建立在民主、法治、寬容的基礎之上，同時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參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轉型，避免陷入動盪和衝突之中。」
軍隊與公安國家化：核心挑戰
余茂春近日在《華視新聞-三國演義》節目中指出，「中共長期以來對軍隊和公安的絕對控制，一旦政權垮臺，這些武力機構如何轉型成為真正的國家軍隊和警察力量是一個關鍵問題。」他進一步解釋，「中共一直把人民解放軍視為自己的私兵，而不是國家的軍隊，所以一旦政權垮臺，軍隊如何實現國家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習近平通過軍改強化了個人忠誠，若軍隊仍忠於舊勢力，可能導致內亂或軍閥割據。他借鑒東歐經驗，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通過立法剝離黨派控制，臺灣民主化中國民黨軍隊逐步國家化。公安系統需從鎮壓工具轉為服務人民的警察。余茂春建議成立過渡委員會，引入聯合國等國際觀察員，監督軍隊和公安重組，確保去政治化。
黨員處置：公正與寬容
對中共9000多萬黨員的處置，余茂春主張，「不能簡單地對這些黨員進行清算和報復，而是要採取公正、寬容的態度。」他舉例，「在東德共產黨垮臺後，人們首先做的就是公開秘密警察的檔案，讓人民瞭解真相。」南非曼德拉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鼓勵懺悔換取赦免。中共長期掩蓋歷史罪行，如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真相挖掘艱難。他建議設立獨立委員會，鼓勵黨員自首，提供證詞，換取寬大處理。寬容政策可激勵黨內溫和派支持轉型，經濟下行可能動搖黨員忠誠，轉型時需抓住這一窗口。
少數民族地區：民族自決原則
余茂春指出，「中國有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如果中共垮臺，這些地區可能會出現民族衝突和分裂傾向。」他強調，「這需要採取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解決。不能由中央政府簡單地決定哪些地區可以獨立，而是要讓當地人民通過投票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因長期壓制積累怨恨，垮臺後可能引發分裂。他建議借鑒加拿大魁北克和英國蘇格蘭的和平公投，國際社會介入調解，提供人權觀察和援助，推動聯邦制或自治模式，修復歷史創傷。
核武器安全：全球威脅
余茂春警告，「中國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一旦失控，將會對全球安全構成巨大威脅。」他認為，「這需要國際社會的介入和合作來確保這些武器的安全。」蘇聯垮臺後，美國通過「努恩-盧格計畫」確保核武安全。類似地，中共垮臺後，國際社會需迅速組建多國專家組，控制武器設施，防止擴散。他建議美國提前制定情報共享和技術援助計畫。
經濟與金融重組
余茂春擴展到經濟領域，主張通過私有化、去中心化打造自由化金融架構。中共垮臺後，經濟可能崩潰，需國際援助重組。他建議撤離在華美國企業，移除間諜軟體，推動土地私有化和國企改革。轉型正義雖艱難，但民主國家應提前準備，甚至在極端情況下，通過聯合國授權暫管部分地區。
哈德遜研究所報告的具體準備措施
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為後中共時代中國做準備》於2025年7月發布，提供了系統性戰略規劃。報告由余茂春主編，彙集約20位前情報官員、軍事將領、學者和政策專家，涵蓋八個專題模塊：
特種部隊與穩定行動：借鑒二戰期間美國情報部門在中國抗戰的經驗，建議在政權真空期部署特種作戰部隊，援助穩定關鍵區域，防止軍閥割據。
生物與核設施管控：針對中共軍民融合的雙用途生化研究，建議快速識別和管控設施，防止武器擴散。
經濟重組路線圖：提出債務透明化、恢復市場機制，建立「緊急金融穩定框架」。
清除中共在美影響：要求美國金融、教育、媒體領域取消中共嵌入資產，停止其「非傳統滲透」。
軍事改革與去政治化：將解放軍重構為防禦型國家軍隊，打破「黨指揮槍」原則。
情報與公安轉型：借鑒東歐和南非經驗，成立「歷史檔案審查委員會」，公開迫害記錄，促進和解。
民族治理：為新疆、西藏等地設計自治框架，防止分裂主義。
憲政建設：召開全國憲政會議，重構政府架構，實現地方與中央、港澳臺關係的制度重置。
報告強調，中共垮臺後的戰略準備需從風險識別到有序重建，設想多種情景，如政變、經濟崩潰、地方割據、民族衝突或民間革命。它主張建立以民主國家為核心的重建聯盟，包括臺灣、日本、歐盟等，設立「中國重建特別基金」，承擔難民接收和人道援助等職責。
矢板明夫：軍隊國家化與和平轉型的借鑒
著名時評人矢板明夫也在節目中聚焦軍隊和公安的國家化，強調避免軍閥割據。他指出，中共長期將解放軍和公安視為工具，垮臺後若不改革，可能導致分裂。他借鑒東歐經驗：共產政權垮臺後，各國改革軍隊為國家機構；臺灣民主化中，國民黨軍隊轉型為國家武裝力量。他強調，只有國家化，才能實現民主轉型。
他認為，垮臺後中國可能有衝突，但不必然分裂，關鍵是建立民主法治新秩序。東歐的和平轉型是可借鑒的經驗。他的觀點強化了余茂春的國際視角，為轉型提供實用路徑。
陳小平：中共改革的幻覺與民變促官變的路徑
資深媒體人陳小平持習近平時代改良無望的觀點，基於對中共歷史的親歷與反思。他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包括自己對中共走向文明與法治抱有極大期待。全國人大在完善法律，鮑彤等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令人振奮。陳小平提到，當時的基層民眾也普遍認為中共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轉型。他以吳國光為例，作為他的「師兄」，吳經歷了對中共認識的三個階段，這被陳小平視為所有中國問題觀察者的「精華」。
第一個階段，吳國光代表了主流觀點：相信中共能從內部改革。吳國光作為天之驕子，研究生畢業後成為部長級秘書，卻很快發現體制的虛偽。他轉入人民日報，又被鮑彤拉入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組，參與起草十三大報告。然而，在北戴河會議上，他意識到改革的虛假性。陳小平強調，這反映了知識份子試圖「打入體制內部」改變它的努力，最終發現一切是「空濛一場」。他自己也曾用中共法律批評中共，抱持改良主義，但後來認識到，中共的改革是有限的，一旦觸及核心，就會被逆轉。709律師大抓捕事件，被陳小平視為對1979年以來法治改革的總清算，而習近平修憲則徹底終結了1978年以來憲法改革的希望。
第二個階段，吳國光相信通過經濟改革和融入WTO，中共能從極權向威權過渡。陳小平指出，這是一種普遍的知識份子幻覺，包括他自己也曾這樣認為。中國加入全球化後，似乎會被迫改革，但事實證明，中共是「休眠的極權主義」，隨時可被喚醒。習近平時代證明了這一點。陳小平同意許成鋼教授的觀點：中共本質是極權，而非威權，許多西方智庫的定性錯誤導致了幻覺。
第三個階段，吳國光轉向「民變促官變」：大規模群眾運動推動上層分化，實現轉型。陳小平補充，這需要反對派力量組織化，否則容易被激進運動綁架，如1989年學潮的遺憾。他強調，如今指望中共內部改革是黃粱美夢。習近平時代只會惡化，中國轉型需積累反抗力量，形成新勢力參與博弈，而非依賴中共的「撥亂反正」。陳小平批評中共為列寧主義政黨，本質是一人之黨，習近平之前黨內出現「兩個黨」（薄熙來與汪洋代表），若繼續，將導致滅亡。但胡錦濤時代已是維持會長，無實質改革。即使出現胡耀邦、趙紫陽式人物，他們也只是救黨，而非推翻體制。趙紫陽的「開明」僅在下臺後顯現，權力在手時，黨性覆蓋人性。
陳小平的現實觀察更尖銳。他指出，習近平上臺十餘年，傳聞不斷，但二十大上胡錦濤被架離現場，震動元老，卻無人敢言。元老干預已不可能，黨內民主或集體領導已成空談。他認為，習近平的使命是回歸毛澤東主義，但全球化讓他得心應手。中國未來需民間團體建立和對話，這是辨別真假改革的標誌，否則只是幫派內鬥。
陳小平的觀點不乏行動號召。他呼籲海外中國人不要摻和黨內鬥爭，而應推動民變，形成政治力量。這為轉型提供了「從下而上」的路徑，與余茂春和矢板明夫的「垮臺後準備」形成互補。
三人一致認為，習近平時代改良無望，中共本質難以轉型。
三位中國專家的啟示在於：轉型需積累反對力量，推動民間對話，國際社會準備介入，確保和平。未來謹慎樂觀藍圖是通過民主、法治和寬容，實現從極權到自由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