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圖片來源: 視頻截圖)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影像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中：1989年北京長安街上，那位孤身擋在坦克前的青年——「坦克人」。他沒有名字，卻成了反抗極權、守護尊嚴的象徵。三十多年後，在文藝界，又出現了一位新的「坦克人」，她就是國際知名華人作家嚴歌苓。
從文學巨星到「被消失」
嚴歌苓是華語世界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多部作品如《金陵十三釵》《扶桑》《陸犯焉識》被改編為電影，並獲得國際讚譽。然而，2020年，她因一篇批評中共隱瞞疫情的文章，瞬間被北京封殺。這位昔日的「座上賓」，在一夜之間成了「異見者」。
她的小說被出版社強行下架，作品改編權利被剝奪，甚至連名字都被抹去。在中共的審查體制下，嚴歌苓成了「不可提及」的存在。然而，她沒有選擇沉默。
《一秒鐘》事件 一場文學署名的戰爭
2021年，張藝謀執導的電影《一秒鐘》在海外上映。這部作品公認改編自嚴歌苓的小說，卻在中共壓力下，刪除了她的名字。署名權，本是最基本的作者權利，卻被「審查」取代。
面對這種赤裸的強權，她與丈夫王樂仁並未退縮。兩人在德國柏林電影院門口舉行抗議，並聘請律師，在德國、法國、美國發起法律行動。他們公開發聲，寫信給各大發行公司，要求在海報和預告片上標註「根據嚴歌苓作品改編」。
這場維權行動耗費巨大金錢與精力，電影界多數人選擇沉默，僅有少數影院響應。甚至有製片人威脅她「如果繼續行動，就會向中國電影局舉報」。這樣的威脅，本質上就是國家暴力的延伸。王樂仁說，這讓他想起「坦克人」的畫面：一個人對抗一整個體制。嚴歌苓，成了文藝界的坦克人。
出版自由 從被禁到自立
被中國出版社封殺後，嚴歌苓與王樂仁另闢蹊徑，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她的新作《米拉蒂》通過亞馬遜發行，真正意義上突破了中共的出版審查。
這不僅是嚴歌苓的個人突圍，也為其他被禁聲的作家提供了一條道路。王樂仁透露，已有其他遭封殺的作者，將作品交到他們出版社，希望能「重獲自由」。
在中共鐵幕下，文字常被焚燬，思想被抹殺。但嚴歌苓用行動證明：只要勇於突破，就能在自由的世界找到出口。
中共的恐懼與個體的勇氣
中共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武器，而是思想。因為思想一旦突破審查，就能點燃更多人的覺醒。嚴歌苓選擇站出來，不僅是為自己，也是為文學尊嚴、為知識產權，更是為真相與自由。
她的抗爭，也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中國大陸，法律淪為政權工具，文學與藝術淪為政治附庸；只有走出國界，才能憑藉真正的法律制度捍衛權利。
文藝界的坦克人
有人或許會問：這樣的抗爭值得嗎？王樂仁的回答是——「不能什麼都不做，否則就是坐在那裡被欺負。」
嚴歌苓的形象，正如當年的坦克人：她知道自己面對的是龐然大物，但仍選擇不退後。這是一種道德的勇氣，一種文人的責任。
今天的中國，言論審查日益嚴厲，自由空間急速收縮。但正因如此，每一個敢於站出來的人，才更顯珍貴。
嚴歌苓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是文學，也能成為對抗極權的武器；即使是作家，也能成為時代的坦克人。
張藝謀路焉識？
嚴歌苓有小說《陸犯焉識》，寫的是一位知識份子因為政治環境而成為「囚徒」，最終命運被時代碾壓。而張藝謀，原本也曾是帶有叛逆色彩的導演，早年《紅高粱》《活著》《一個都不能少》展現了對人性、苦難與時代的深刻觀察，但在後期特別是進入2000年後，卻一步步走上「政治正確」的道路，成為體制的御用藝術家。
如果用「路焉識？」來對比：嚴歌苓選擇了「不妥協」的路。她明知公開批評中共必然遭封殺，但仍堅持說真話，並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出版管道。她成了「文藝界的坦克人」，以孤身之力對抗整個體制。
張藝謀則選擇了「妥協」的路。他在中共審查下接受修改、刪名，甚至為了過審而加入「虛假的大團圓結局」。他從藝術家轉變為服務權力的文化符號，雖然仍享有巨大的名聲與資源，但其作品的靈魂逐漸流失。
因此，嚴歌苓與張藝謀的對比，本質上是中國知識份子與文藝工作者的「路口抉擇」：是做《陸犯焉識》裡那個明知會受難卻堅守良知的人，還是成為「體制需要的藝術家」，換取生存與榮耀？
張藝謀：路焉識？——這不僅是對張藝謀的提問，更是對所有中國文藝界人士的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