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親親相隱」在中國傳統千餘年的法史長河中始終存在。（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親親相隱」，出自《論語‧子路》中孔子與葉公的對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對孔子說，我這裡出了一個非常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人家的羊，做兒子的親自出面告發父親的罪行。
孔子說，我那裡的「直」與你這兒不同，父親會為兒子隱瞞，兒子會為父親隱瞞，而「直」就在其中。
「直」有率直、直接等意涵，孔子說「直」就在「隱」中，不是很矛盾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是徇私枉法嗎？
倫理與法度的抉擇，也引起韓非的注意，他在〈五蠧〉中寫道：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竭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楚國有位正直的人，告發自己的父親偷羊。令尹說：「把這兒子殺了。」雖然他對君王盡忠，可是對父親不孝，所以判他死罪。由此看來，君王的直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
「親親為大」還是「法無徇私」
試想，如果有一天，你的父親偷了人家的一部車子，你會去警察局告發自己的父親嗎？大多數人「不會」，這是天性使然，自然親情。當然私底下會勸諫父親把車還給人家，也請父親不要再犯了，這就是所謂的「正曲為直」，使曲父變成直父；另外一方面是找到受害者，補償受害人。
在隱瞞罪行之後，有改正，也有補償，這應該是最好的辦法了，而孔子說的「直」就在「隱」中，也有可能是這個意思吧。
漢宣帝曾下詔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當親人遭遇禍患時（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是非法還是合法），冒死保護親人，是人的天性。這種本能不用學就會，不用想就知道，其中是滿滿的「誠愛」與「仁厚」，國家法律不能違背如此可貴的天性。
於是在漢宣帝時期的律法中，開始有「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規定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罪行。這項制度到了唐代趨近成熟，形成一個完備的規範，之後的宋元明清也大致沿用下來，即便是今日台灣的現行刑法中，仍保留此傳統遺緒。
批評者認為「親親相隱」是破壞法制及社會公正的行為，儒家倫理怎麼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呢。而且家庭是社會的基礎，會互相隱瞞罪行的家庭，難以維持一個健康的社會。再說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怎麼可以因為身分關係的不同而差別對待呢。
可是，一個蘊含人文價值的法制體系，不會要求人民違反天性與尊嚴。換句話說，法律不當挑戰人性，不能要求人們去做他們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基於「人性尊嚴」的考量，法律不應該、也無權利要求我們「要告發有罪的親人」。
處理一個社會問題，要特別注意其後果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親親相隱」背後是對親情倫理的重視；試想，當夫婦子女、兄弟姊妹互相告發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那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會成為「文化大革命」那樣倫常失序的世界。大家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無法互相依賴，最根本的家庭關係因此瓦解；你說，這一家子該如何一起生活下去！文革是一場大悲劇，是前車之鑑。
有人以為「親親相隱」規範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觀念；實際上，環顧當今世界各國，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法治程度很高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法律中也有特設「親隱權利」。
比如英美訴訟明確規定，夫妻之間有「拒絕作證權」，允許夫妻在訴訟程序中，拒絕透露只有夫妻之間才知道的事情。法律不能強迫丈夫或妻子做出對配偶不利的陳述，目的也是為了保護夫妻及其家庭關係的穩定。
可以見得，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刑法「親親相隱」，不僅在中國傳統千餘年的法史長河中始終存在，它還具有「普世」性質，成為東、西方法治上共同的倫理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