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帶著行李穿過北京市中心尋找工作。（圖片來源: 圖法新社/Getty Images ）
恢復農業稅的建議 引發軒然大波
近來有中共體制內經濟學者張婕，提出恢復農業稅的建議，甚至舉例稱「農民承包30畝芹菜，年收入可超200萬」，並認為徵稅能「激發農民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這番話一出，立即在網路引發軒然大波，被批為恣意搜刮與現實脫節的論調，國內多個自媒體與網友紛紛撻伐與質疑。
批評者指出：商人在繳納營業稅的同時，能直接受益於城市市場的基礎設施與政策紅利；而農民耕種卻面臨自然災害、農藥化肥成本飆升、流通受限等多重壓力。將農民再次作為稅收對象，等同把最脆弱的一環當成「續命」的財源，引發「割韭菜」、逼農民走向困境的恐慌與憤怒。這種情緒在評論與留言中表露無遺：很多人直言，對農民「下狠手」並非解方，反而會擴大社會不公與不穩定。
中共建政76年以來 當權者是怎樣對待替它「打天下」的農民？
更有評論回溯歷史，指出當前有關土地與徵稅的爭論，不只是經濟問題，還觸及中共早年的承諾與過去的政策轉折。中共在奪取政權前，為動員農民、爭取民心曾高調宣稱「耕者有其田」，承諾沒收地主土地並分配給農民；但建政後不到十年，便在1950年代中期推動農業集體化，逐步把分散的承包地整合進合作社，並在1958年左右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將土地改為集體所有，農民失去了對土地的直接、穩定控制。這套集體化與高度集中化的農業制度，隨後在大躍進期間與1959–1961年間引發的大飢荒中，造成數千萬人餓死或過早死亡的災難性後果，成為中國農村苦難的一個重要歷史註腳。
中國農民為什麼最苦？歷史承諾與現實反轉
中共建政前，為了號召農民推翻國民政府，曾高舉「耕者有其田」的旗幟，承諾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1949年後，土地改革確實短暫兌現了這一承諾。可惜好景不長，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合作化與集體化運動，把剛剛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又收歸集體。到了人民公社時代，土地完全失去個體歸屬，農民僅能以「集體成員」身份勞動。
結果是：在大躍進與隨後的大饑荒中，農民即使眼見糧食爛在田裡，也無權收割，最終數千萬人餓死，留下慘痛歷史。這一從「分田到戶」到「公社化」的逆轉，奠定了農民與土地關係的不穩定性。
農業長期成為「輸血機器」
建政後的經濟戰略是「重工業優先」，農業被定位為支撐工業化的基礎。這種思路導致：
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再高價出售給城市居民，實際是從農村抽取剩餘補貼城市。
農業稅——長達半個世紀的農業稅成為農民沈重負擔，直到2006年才正式廢止。
價格剪刀差——工業品價格高企，農產品價格被壓低，農民生產越多反而越貧困。
這使得農村在國家經濟體系中一直是「供血者」而非受益者。
現實中的農民困境
即使進入21世紀，中國農民依然是社會中最弱勢的一環：
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收入比長期維持在2:1左右，農民人均收入僅為城市居民一半。
勞動回報低：糧食價格世界最低，許多農戶「種田不如打工」。
風險承擔高：天災、疫情、農資漲價，哪一項都足以讓農民陷入赤字。
保障不足：醫療、教育、養老資源在農村匱乏，「看病貴、上學難」成為普遍難題。
土地權利模糊：農民只有承包經營權，沒有完整產權，遇到徵地隨時可能失去生計。
為何中國人不願再當農民？
農民身份幾乎等同於「低收入、低保障、低地位」的代名詞。這就是為什麼：
改革開放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建設工地上的「農民工」；
家長拚命送孩子讀書，目標就是「跳出農門」；
甚至有人為了擺脫農民身份，甘願花錢掛靠城市集體戶口或買房落戶。
可以說，幾乎所有人都在設法離開土地，因為農民身份與「苦」畫上了等號。
社會後果與深層危機
農村空心化——青壯年出走，留守老人與兒童成為主體。
糧食安全風險——年輕人不願務農，農業勞動力斷層。
城鄉分化擴大——城市生活水準不斷提升，農村卻難以同步。
社會不穩定隱患——當不滿累積到極限，農民可能成為政治風暴的觸發點。
中國農民為什麼最苦？因為他們既沒有真正的土地產權，也沒有與城市對等的保障，還長期被制度與政策邊緣化。農村為中國的現代化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換來的卻是低收入、低保障與低地位。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一旦有選擇，幾乎都會想方設法離開農村——因為沒有人願意讓後代繼續承受「最苦」的農民命運。
中國農民從革命主力軍到犧牲品
革命時期：農民是中共的立國基礎：中共建政的路徑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不同，它不是依靠城市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農村。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將廣大農民組織起來，建立根據地，最終以農村力量奪取城市。
在這一時期，農民是中共最可靠的同盟者與戰鬥力量：
在土地革命中，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迅速獲得了群眾支持；
在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中，農民子弟是紅軍與解放軍的主力；
中共對外宣傳的口號「耕者有其田」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參與革命的熱情。
可以說，沒有農民，中共不可能建政。
建政初期承諾迅速反轉
1949年後，中共短暫進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兌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可這只是短暫的過渡。
很快，為了推動工業化和控制農村，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合作化，並於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
土地再次被收歸「集體」，農民失去對土地的自主支配權；
個體農戶變成「集體勞動力」，生活起居、勞動分配全部被公社掌控；
大躍進期間，國家強行徵糧，導致農民即便看著糧食爛在田裡，也不敢帶回家。
結果是：大饑荒中數千萬農民餓死，農民的「功臣」地位在短短几年內徹底消失。
長期發展 農村成為輸血機器
此後數十年，中共發展戰略始終是「以農養工、以鄉養城」。
價格剪刀差：工業品高價，農產品低價，農村剩餘不斷流向城市。
農業稅：農民長期繳納農業稅，直到2006年才廢止。
戶籍制度：農民雖可進城打工，卻無法享受城市福利，成為「二等公民」。
在這種制度下，農村被犧牲，城市得以繁榮。農民的勞動與糧食成了工業化的燃料，但自身的生活卻長期停留在貧困線邊緣。
現實困境最弱勢的群體
進入21世紀，中國農民仍是社會中最辛苦的一群人：
收入落差：農村人均收入僅為城市居民的一半左右。
勞動回報低：種糧難以致富，「種田不如打工」。
社會保障不足：醫療、教育、養老資源匱乏。
土地權利不穩定：承包經營權不能轉化為完整產權，遇到徵地難以維權。
身份歧視：農民工在城市多從事低端勞動，缺乏話語權與尊嚴。
逃離土地 農民的世代選擇
正因為「當農民太苦」，中國農民世世代代都在設法離開土地：
改革開放後，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湧入城市；
父母砸鍋賣鐵送孩子上學，只為「跳出農門」；
年輕一代寧可去打工、送外賣，也不願回鄉種地。
農村出現「空心化」，老人和孩子留守，青壯年幾乎全部外流。
中國農民的悲劇在於：他們曾是中共建政的功臣，是奪權的基礎力量；但建政後卻成了最容易剝削、最容易控制的群體；城市的繁榮，是用農民的犧牲換來的。
因此，中國農民的苦，不只是經濟上的貧窮，而是一種政治與歷史上的背叛。從「革命的主力軍」淪為「被犧牲的群體」，這正是中國農民七十多年來最深的悲哀。
當代中國農村的困境
農業收益低，糧食「不值錢」，農產品收購價長期被壓低，種地收入遠不及外出打工。
糧食價格世界最低，農民辛辛苦苦耕種一年，可能還不如去城裡送外賣一個月來得多。
很多青壯年覺得「守著土地沒有前途」，寧願拋下耕地，也要進城打工。
青壯年外流農村「空心化」年輕力壯的人大多離開農村，去城裡打工或謀生。
留在村裡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村莊日漸衰落，甚至出現大量荒地。
很多地方白天走進村子，幾乎看不到年輕人，農村像一個「暮年社會」。
醫療困境病了沒錢治
農民收入有限，醫療保障不足。新農合（農村合作醫療）雖然存在，但報銷比例低，實際用處有限。很多農民「小病拖、大病扛」，直到病入膏肓才就醫。
有些老人甚至明知得了重病，因無錢醫治，只能「等死」。
婚姻困境農村光棍問題嚴重
在中國農村，娶妻需要高額彩禮、建房、買車。對農村家庭來說，這是一筆難以承受的負擔。
許多年輕農村男子因為經濟拮据，無法成婚，成為「剩男」「光棍」。
女孩則傾向於去城市工作、嫁入城市，進一步加劇了農村性別比例失衡。
在一些偏遠農村，出現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男性打光棍」的現象。
社會與心理狀態
孤獨感：農村缺乏年輕人，老人和單身男性普遍孤立無援。
絕望感：土地不值錢，生活看不到希望，很多人覺得「農村沒出路」。
空洞化：廟會、節日熱鬧不再，文化與活力隨著人口流失而消散。
今天的中國農村，正在面臨「三重荒蕪」：土地的荒蕪——因糧食無利可圖，大片土地被撂荒；人口的荒蕪——青壯年遠走他鄉，村莊只剩老人與孩子；希望的荒蕪——醫療無保障，婚姻無可能，生活看不到未來。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說，中國農村正在變成「老弱病殘的集中地」，而那些曾經替中共「打天下」的農民後代，如今卻淪為社會最邊緣、最無助的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