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並非附帶現象，而是中共組織建構的必要條件。（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指出，中共的勝利從來不僅是戰爭的結果，而是組織的勝利。他以「組織勝於武力」總結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深層邏輯：中共的力量不在槍桿，而在能將組織、宣傳、恐怖與思想改造結合為一套全方位的政治工程。這場革命的核心不是軍事征服，而是社會滲透與人心奪取；而在這個過程中，殺戮並非附帶現象，而是中共組織建構的必要條件。
一、從暴力起家：以殺人奠基的革命組織
陳永發在書中指出，中共的革命並非「被迫反抗」，而是主動建立在暴力合法化的原則之上。1927年以後，毛澤東確立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戰略，革命的組織性質由政治團體轉為階級清算機器。
在江西蘇區時期，毛以「肅反」名義清除異己，大量紅軍幹部與地方群眾被指為「AB團」成員而遭處決。陳永發引述黨史資料指出，1931至1934年間，江西蘇區被殺害的黨員與群眾達數萬人。這些殺戮並非失控，而是組織設計的一部分：它鞏固了黨的絕對忠誠，讓恐懼成為服從的紐帶。
延安整風更將「殺人」制度化。陳永發指出，延安體制的核心是「思想改造與肅反並行」：當思想教育不足以統一信仰時，恐怖便成為最終的教條。從王實味案到「搶救運動」，成百上千的知識分子、幹部被逼供、審查、甚至死亡。延安的血腥，使「革命」的謊言以屍骨為代價而繼續維持著。
二、組織的縱深與宣傳的滲透
然而，中共的可怕之處並不僅在於它殺人，而在於它能將殺戮組織化與宣傳化。陳永發指出，毛澤東早期的最陰毒的是於「用組織代替軍閥，用宣傳代替信仰」。
每一場運動都以「階級清算」為名，使殺人成為革命的必要行為。殺地主、批反革命、鎮壓叛徒——這些暴力行為在黨的宣傳中被包裝為「歷史正確」。透過報紙、宣傳隊、劇團、牆報與口號，暴力被合理化為群眾「覺醒」的象徵。陳永發強調，這種宣傳滲透的深度，使得中共能在短時間內「統一思想、消滅懷疑、製造群體服從」。
同時，中共建立起無比縱深的組織網：從中央到鄉村，黨支部滲入軍隊、工廠、村落、學校與家庭。每個人都在監視體系中彼此觀察，每個群體都在政治壓力下自我糾正。暴力因此不再是外部壓迫，而成為日常秩序的一部分。陳永發稱之為「革命社會化」，即組織取代軍隊，將政治暴力內化為社會運作機制。
三、奪權後的延續：從戰爭暴力到制度暴力
1949年後，陳永發認為中共並未「放下槍桿子」，而是把革命組織轉化為國家體制。殺戮的形式雖變，邏輯卻未改。
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中，數百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決；「三反五反」將城市資本家與技術官僚推向絕境；「反右」與「文化大革命」更把延安式肅反擴展到全社會。
陳永發指出，這些運動不是「偶發錯誤」，而是中共組織邏輯的自然延伸：當權力依附於組織忠誠而非制度約束，鬥爭便成為更新權威的唯一手段。殺人既是懲罰，也是「清理」；既是恐怖，也是統治。
延安體制在建國後進一步制度化——黨委插入每一級政府，思想教育常態化，公安體系政治化。這使得整個國家成為延安的放大版，革命的組織邏輯滲透至日常生活。
四、改革開放後的「軟暴力組織」
即使進入改革時代，陳永發認為中共仍延續「組織勝於武力」的模式，只是從物理暴力轉為軟性控制。
宣傳體系繼續塑造「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氛圍；黨組織深入企業與社區，形成無所不在的政治神經網絡；「政治學習」、「思想教育」仍是黨員生涯的必修課。
革命以「自我審查」維繫秩序。陳永發稱之為「延安的軟化」，即革命暴力轉化為制度暴力，黨的組織邏輯仍是統治工具。
五、結語：以人命換來的組織強大
陳永發的「組織勝於武力」論，既是歷史觀察，也是警示。他指出，中共的成功不是奇蹟，而是建立在組織控制與人命代價上的冷血上。這個革命體系將「殺戮」轉化為政治洗禮，將「恐懼」轉化為組織凝聚力。
正因如此，中共的勝利不僅是政權更替，而是人心與社會結構的重塑與敗壞使然，中共黨文化的洗腦之下，暴力殺戮已常規化、對黨的服從被從小教育，黨的宣傳也取代了真理與中華文化的美德，革命便不再需要戰爭，因為它已經滲入中共國治下的日常中、語言、制度與記憶之中，成為一種無形的常態。
陳永發的結論令人不寒而慄：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力量，不在於槍桿子，而在於黨的網絡深入人心——連死亡都成為服從的一部分。
近來，「改革年代」經濟繁榮的假象退去之後，國有器官——活摘器官內幕陸續曝光，也如陳永發所分析的中共組織的邏輯還是制度暴力，繼續以人命換來中共的一黨強大，說穿了還不就是嗜血的紅魔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