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共迫害游行。 （圖片來源: 看中国摄影图 ）
馬姆達尼與杜鵑鳥計畫
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加入DSA（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之後，幾乎是一夜成名。這個曾經默默無聞、只在大學校園和學術圈活動的小眾團體，如今已成長為一個擁有超過8萬5千名活躍成員的全國性政治力量。其公開目標直截了當——「廢除資本主義，建立一個由民主運行的經濟體系。」
但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卻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街頭革命。
他們不再像上世紀的激進左派那樣高舉紅旗、衝擊國會、佔領廣場，而是採用了一種更加隱蔽、更加陰險、也更具「智慧」的手段——杜鵑鳥式的滲透。
在自然界中，杜鵑鳥是一種天生的欺騙者。它從不自己筑巢，而是將自己的蛋悄悄放進別的鳥巢裡，讓毫無戒心的養父母去孵化、餵養。當那只偽裝的雛鳥漸漸長大，力量足夠時，它便會毫不猶豫地將巢中真正的主人——那些無辜的小鳥，一隻一隻推出巢外，直到整個巢穴只剩下杜鵑鳥的家族。
這正是DSA所採用的政治模式。他們在各地民主黨支部中安插人手、滲透競選團隊、操控青年組織，以改革之名行革命之實。
他們並沒有公開宣稱要推翻民主黨，而是偽裝成黨內的「進步派」，用「社會正義」「平等」「反種族歧視」「經濟公平」等聽起來正當無比的口號，贏得年輕人和理想主義者的支持。
當民主黨以為這些年輕的「進步派」只是帶來新鮮血液時，他們早已在內部孕育出一場靜悄悄的政變。
以色列揭秘杜鵑鳥戰術
越來越多的地方議員、眾議員候選人、媒體輿論領袖，開始引用DSA的語言體系——「財富再分配」「系統性不公」「無產階級代表」「社會化醫療」「全民住房」——這些概念逐漸從學術口號變成了政治綱領。民主黨的羽翼正在被替換，而它還以為那是自己的新生力量。
以色列的一個支持組織「金絲雀使命」曾製作過一段令人警醒的視頻，用極為形象的比喻揭示這一過程——他們稱之為「杜鵑鳥戰術（Cuckoo Strategy）」。在他們看來，DSA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團體，而是寄生在民主黨體內的「意識形態病毒」，正通過黨內提名、地方選舉、青年動員、社交媒體宣傳等渠道，逐步改寫美國政治的基因。這並非危言聳聽。
短短几年間，DSA的成員已經進入美國國會、市議會、教育委員會乃至司法體系，搖身一變成為「體制內改革者」。但他們所推動的改革，指向的不是自由與平衡，而是權力的再集中與財富的再分配——用政治正確與道德感召掩蓋制度性侵蝕。
就像那只杜鵑鳥，最初看似無害，甚至被當作「盟友」悉心哺育。當它羽翼豐滿之時，真正的主人才驚覺：原來自己的巢，已經被別人佔領。
事實上，歷史從不缺少「杜鵑鳥」的故事。
國民黨被中共竊權
中共當年崛起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典型的「杜鵑鳥戰術」（Cuckoo Strategy）的成功演示。
大家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國民黨原本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的中堅力量。它的組織、軍隊、乃至政權體系，幾乎包容了當時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
而中共最初不過是寄生在這棵大樹上的一根藤蔓——它沒有土地、沒有軍隊、沒有獨立的財政，甚至連合法身份都靠國民黨的庇護才得以存在。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以「同為反帝反封建」的名義進入國民黨，表面上宣稱要「協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實際上卻開始在黨內、軍中、工會與教育體系中悄悄下蛋。
他們在國民黨的青年團、工人運動、農民協會裡安插黨員，在黃埔軍校中培養骨幹，在國民黨中央宣傳系統中塑造輿論影響力。
這一切都以「合作」的名義進行，而悄悄地在私下宣傳自己「打土豪分田地」的理念。而國民黨——那只被利用的宿主鳥——還以為這些紅色分子是「同志」，是熱血的理想主義者。
等到時機成熟，中共孵化出的「雛鳥」已在各地羽翼豐滿。
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迅速轉身，利用此前在國民黨體系中建立的組織網路、宣傳渠道和軍隊關係，脫殼而出，自立門戶。
那一刻，國民黨才發現，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治巢穴裡，早已滿是中共的後代。
中共用國民黨的資源壯大自己，用國民黨的名義贏得民心，最後卻反噬了國民黨本體——這正是「杜鵑鳥戰術」的完美寫照。
在此後的抗戰與內戰期間，中共更將這套戰術發揮到極致。
它在名義上「團結抗日」，實則利用戰時的政治真空大肆擴張勢力；在戰場上保存實力，在輿論上塑造道德高地；在統一戰線中寄生，在「民族救亡」的外殼下繁殖自己的力量。
當抗戰結束、國民黨筋疲力盡時，中共已在農村包圍城市，從巢邊躍起，成為真正的「主人」。
可以說，中共奪取政權的全過程，就是一場政治生態的「寄生與取代」。
它用「合作」的外衣掩蓋了「滲透」的鋒芒，用「聯盟」的名義實現了「顛覆」的結果。這正是杜鵑鳥的生存邏輯：它不需要筑巢，只需找到一個足夠寬容、足夠天真的宿主。
「杜鵑鳥戰術」並未在1949年登頂之後終止
中共的掌握政權後，中共將這種「寄生與取代」的政治基因制度化、系統化，並在七十餘年的對外戰略中不斷複製、進化。
最早的實驗場，就是香港。在英國治下的香港，中共長期扮演「地下同盟者」的角色，通過左派工會、報紙、學校、社團、文化團體逐步滲透社會結構。
五十年代的「工潮」與「反英暴動」，正是這隻杜鵑鳥的羽毛首次露出巢外。但它並未急於攤牌，而是潛伏、等待，在港英政府的「容忍與自由」環境中不斷壯大。
九七「回歸」前後，中共徹底啟動「奪巢計畫」。它打著「一國兩制」的旗號，以「維護繁榮穩定」為名，在香港政壇安插「親中陣營」、扶植商界代理人、控制傳媒、滲透教育，並利用港人對經濟發展的依賴心理，讓「紅色敘事」逐漸取代本地的自由傳統。等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時，香港那只象徵自由的母鳥，已無力守護自己的巢穴。杜鵑已經長大，展開的是五星紅旗的下的蛋。
同樣的模式，如今也被複製到臺灣與海外華人社會。在臺灣，它通過媒體投資、網路宣傳、學術交流、政商勾連，以滲透為先。
把「和平統一」「經濟利益」「民族認同」包裝成善意的蛋，一顆一顆放進臺灣的社會巢中。
有的政客甘願成為「孵蛋的宿主」，有的企業家被經濟利益所誘，而普通民眾在長期的心理麻醉下，逐漸習慣了那只「紅色雛鳥」的存在。
在更廣闊的國際舞台上 中共同樣精於此道
它深知直接對抗西方只會引來防禦，因此轉而使用「經濟合作」「文化交流」「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些柔性詞彙作為掩護。
它在非洲投資，在歐洲建港口，在美國大學設孔子學院，在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中安插代表，逐步改變規則的定義與話語的重心。
這一切都帶著「善意」的外殼：「我們只是合作夥伴，我們尊重多元文化。」
但等到他們掌握話語權時，真正的規則早已變成「以中共為中心的秩序」。
這正是「杜鵑鳥戰術」的最高境界，目標不再僅僅寄生於一個國家的政黨，而是寄生於整個國際體系之內。它讓自由世界以為自己在孵化和平、共贏、發展，殊不知孵出的，卻是一個以極權邏輯為核心的紅色帝國。
從當年的國民黨，到今日的民主黨；從被滲透的香港，到被分化的臺灣；再到被迷惑的西方社會，那只「紅色杜鵑」始終在用同一套生存策略，只不過每次換一個巢，每次換一層外衣。
今天的自由世界 正面臨與當年國民黨相似的困境
民主社會信任協作，卻缺乏防禦心；媒體推崇多元，卻失去了真偽判斷；學術界追求包容，卻被意識形態俘獲；資本追逐利潤，卻成為紅色勢力的橋樑。於是，整個開放體系被一層又一層「善意」所麻醉，直到醒來時，發現自由已被悄然掏空。
杜鵑鳥戰術的可怕，不在於它的攻擊力，而在於它的隱匿性。它不摧毀你，而是讓你主動撫育它的後代；它不迫使你屈服，而是讓你在自願中被取代。
這種政治寄生術，比戰爭更高明，也更危險，因為它讓被滲透者仍以為自己是勝利者。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悲劇，是槍炮與革命摧毀了秩序，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危機，則是「善意與寬容」被極權利用，反噬了文明的根基。
自由社會必須重新認識到：真正的包容，不能包容謊言；真正的善意，不能餵養邪惡。
當西方還在為政治正確爭論時，那只紅色杜鵑已在國際體系中安然筑巢；
當民主黨仍在自我陶醉於「進步聯盟」的口號時，新的意識形態已經在體內孵化。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
2025年11月4日這一天，必然被寫入美國史冊。
紐約市，這座世界金融中心、美國夢的象徵、億萬富翁的天堂——迎來了它有史以來第一位公開宣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市長：34歲的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馬姆達尼的勝選，被一些人讚頌為「草根逆襲」；但在更清醒的觀察者眼中，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攻勢。這場選舉，不僅僅是紐約的地方政治事件，更像是一次在美國本土上演的「顏色革命」。
在布魯克林的勝選集會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高喊著「DSA！DSA！」——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縮寫。就在他們揮舞紅旗、歡呼勝利的那一刻，華爾街陷入恐慌，沙特利雅得的金融巨頭們面面相覷，而在華盛頓，川普總統緊急召集顧問會議。一場針對美國金融命脈的政治風暴，正在成形。
「草根英雄」的幻像：馬姆達尼是誰？媒體塑造的馬姆達尼，是一個「移民子弟為民請命」的傳奇。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
他出生於烏干達，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哈茂德．馬姆達尼——上世紀在非洲建立「烏干達—朝鮮友誼協會」的學者；母親是印度裔名導演，家庭背景深厚。他就讀於紐約最昂貴的私校之一，「銀行街兒童學校」，年學費6萬美元。
一個從小生長在學術貴族與藝術精英圈的特權階層，卻偽裝成「草根革命者」。他的「革命」，更像是一場經過精心編排的舞台劇——而他所代表的，正是全球左翼精英與極權思潮的合流。
馬姆達尼的激進軌跡，從未中斷。早在大學時期，他就創辦「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SJP），為恐怖組織哈馬斯辯護。
2021年，他站在紐約街頭的反以色列集會上，高喊：「要讓所有親以色列的掌權者付出代價！」——身後是「只有一個解決方案：起義，革命」的標語。
隱形金主 從上海伸出的「紅色之手」
馬姆達尼的競選資金與組織能力遠超常理。他的團隊擁有9萬名志願者，媒體宣傳精準、動員高效。
那麼問題來了——錢從哪裡來？根據多方調查，其背後浮現出一個神秘名字：辛厄姆（Neville Roy Singham）——一位定居上海的美國億萬富翁。
辛厄姆與中共外宣系統「馬庫文化傳播公司」合作，為中共推廣「講好中國故事」；他與中共官員共同出席「戰略傳播研討會」，在全球資助左翼媒體與激進組織，構建起一個服務中共敘事的國際網路。
他的資金流向包括：Code Pink（粉色代碼）——從反戰團體淪為中共女性外宣機構；三大洲研究所——以「反殖民」之名輸出中共話語；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紐約中共滲透青年與知識界的橋頭堡。
這是一張跨國的紅色資金網，正在利用「進步」「社會正義」的語言，掩飾其為中共政治目標服務的實質。
資金鏈與人脈鏈 紐約的「紅色連線」
選舉資金追蹤揭示兩條鐵證：第一條是錢：馬姆達尼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紐約人為更低成本」，獲得兩筆來自矽谷AppLovin前高管的共50萬美元捐款。而這家公司，被曝由一位與中共有聯繫的投資人唐浩持股。
這條資金鏈——從中共背景投資人，到矽谷高管，再到紐約極左候選人——耐人尋味。
第二條是人：馬姆達尼的公關戰中，一個名為「猶太人支持馬姆達尼」的組織發揮了關鍵作用。其負責人正是辛厄姆的外甥女艾麗西亞．辛厄姆．古德溫。
換言之，這是紅色金主家族直接操盤的選舉工程。關鍵推手劉醇逸與「紅色政壇傳承」
還有一個名字，必須被提起——紐約州參議員劉醇逸（John Liu）。他是最早被曝與中共統戰體系有聯繫的美國政客之一。
從法拉盛「反法輪功事件」到競選資金醜聞，他的政治軌跡早已與中共僑團、統戰組織糾纏不清。而在選戰關鍵時刻，劉醇逸高調背書馬姆達尼，為他贏得大批亞裔搖擺票。
這不僅是政治結盟，更像是一場「紅色權力的交接」：老一代中共代理人，正在為新時代的極左代言人鋪路。
紐約不是終點，是起點。中共在紐約，不只是一個隱喻。它正在真實發生。而美國自己正在被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包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