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小批中國青年走過幾條革命性的大字報。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學發起以來，毛澤東的目標是在「大躍進」失敗後重新奪回政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1月11日訊】1968年春夏之交，張瑞芳被從寶山監獄轉移到了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繼續接受「審查」。直到1969年12月17日，才終於結束了審查，但結論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被安排到上海奉賢「五七干校」繼續接受群眾監督，改造思想。
張瑞芳雖然不再像之前那樣被限制活動範圍，但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每天只是拚命幹活，不亂說亂動。當工宣隊和軍宣隊找她問話或發布指令時，她會非常恭順地表示服從。
此時的奉賢「五七干校」，匯聚了上影廠的許多老演員，大家過去都是同事。如今相處，形同路人，很多人看到張瑞芳，都會像躲瘟疫似的躲著她，看她的眼神，也是冷冰冰的。有的人甚至像接到了某種特殊使命似的，拿目光觀察她的一舉一動，一副隨時想舉報她的樣子。這讓張瑞芳感覺很不自在。
但其中卻有一人，表現與眾不同。他就是上影廠年齡最大的老演員張翼。
張翼比張瑞芳大9歲，她稱他張大哥。
張翼早在1920年代就開始出演電影角色，以其陽剛帥氣的形象，在電影《體育皇后》、《大路》、《宋景詩》、《林沖》中，都有非常出色的表演，是張瑞芳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輩。
1956年，張翼在張瑞芳主演的電影《母親》中，出演了王老德一角，彼此曾有過很好的合作。
但文革一來，張瑞芳成了「被監督」的對象，而張翼卻是「革命群眾」，所以張瑞芳自覺拉開了兩人間的距離，見面也不招呼。
張翼卻似乎毫不在意，是少有的敢於與張瑞芳主動交流的人。
在奉賢的那年冬天，氣溫特別低，張瑞芳又特別怕冷。但她知道自己的處境，所以每次參加政治學習，都自覺地帶上一個小矮凳，坐在開會的門邊，四面受風。
當時政治學習的地點是在男演員睡覺的蘆席棚裡，張翼的床靠近門邊不遠。他見張瑞芳坐在門邊冷得發抖，就不動聲色地挪了一下位置，輕聲對張瑞芳說：「你坐上來，地上涼氣重。」聲音裡透出濃濃的善意，張瑞芳心頭一熱，就起身坐到了床邊。而此時的張翼，又特別不經意地，隨手將自己的一件棉大衣，拉了過來，順勢就蓋到了張瑞芳的腿上。
這個看似無意的舉動，令張瑞芳淚如泉湧。
從那天起，張翼的床邊，就成了張瑞芳開會時固定的座位。
而張翼的善良，也被張瑞芳牢牢地記在了心裏，感恩了一輩子。
人和人是不一樣的，附著於人性的善惡也是不一樣的。
1957年那個「百花齊放」的春天，校黨委召開教職員座談會，動員大家大鳴大放，大家都不發言，會場冷冷清清。晚上，於副校長找到巫寧坤，希望他帶頭髮言，保證決不會打擊報復。
此後接連兩個晚上，於副校長學習劉備三顧茅廬的精神，親自登門邀請，黨支書老劉也來敦促他大膽鳴放。巫寧坤被領導的誠意所感動，決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感謝領導的信任。
他在發言中談到肅反時他在南開的遭遇，認為學校對他的搜查不合法律，南開大學應該向他道歉。繼而讚揚黨的「雙百」方針，讓大家敢於說話，並引用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古訓，將其發揮為「防知識份子之口勝於防洪」的高度。
他還談到了「一邊倒」的親蘇政策，談到了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可謂暢所欲言。
主持會議的於副校長對他的發言甚感滿意。
然而到了9月，巫寧坤卻因為這次發言被打成了右派，定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1958年4月，他被送到北京半步橋監獄關押，然後在6月11日深夜，與幾百名右派一同押上「專列」，送往東北一個偏遠的勞改農場，幹起了沈重的體力勞動。
1960年10月，這批勞教的右派，又被武裝押送到河北的寧河農場。在這兒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身體浮腫。巫寧坤的家人從天津趕往農場輪流探監，給他帶去黑市購買的高價食品。有一次，妻子李怡楷的大哥送來高價買來的一包烙餅，同房中一個姓劉的已經浮腫很久的學者，用優美的柳公權字體給巫寧坤寫了一張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給我送來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
巫寧坤趁別人不注意時，悄悄地遞給老劉一張烙餅。第二天，這位老劉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裡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巫寧坤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等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巫寧坤說：「別掛在心上，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就把你的柳體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冬去春來，全國都渴望有一個好年成。5月的一天，巫寧坤奉命帶另外兩名右派去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坑剛挖好，一匹瘦馬拉著一部平板車就過來了。車上一張污穢的草墊子下面露出一雙枯瘦的腳，巫寧坤過去掀開草墊一看，頓時人就呆住了：原來是老劉！
巫寧坤之所以能挺過來，全靠了家裡人不斷送來的食品。為了讓丈夫徹底擺脫死亡的威脅，妻子李怡楷找到了當初再三鼓動巫寧坤鳴放的於副校長。在她的反覆陳情下，於副校長終於開口說：「巫寧坤目前的情況太糟糕了，我也不願看到他死在農場。國家需要高級知識份子，學校也缺乏稱職的教授，我會提議讓校黨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醫……」
1961年6月29日午後不久，巫寧坤正和幾百名勞教分子和勞改犯一道搶收麥子，忽然接到通知：農場同意他回家保外就醫。
巫寧坤大喜過望，首先去了天津，向李怡楷的家人表達感謝，然後直奔安徽合肥。第二年暑假期間，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學英語專業急需高級教師，便向外語系李主任提出讓巫寧坤重登講臺。
不久，系裡通知巫寧坤從九月份起作為臨時工聘用，每月工資60元。1964年7月，巫寧坤被摘掉了極右份子的帽子，解除勞動教養。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將安排他轉正，大幅度提高工資。
可惜，因為學校人事處的刁難，李主任的努力沒有辦成，只是將巫寧坤的臨時工工資，由60元漲到了70元。
在轉正這件事上，人事處的無情和李主任的關心，一惡一善，涇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