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批鬥右派。(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著名翻譯家傅雷。（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57年3月6日～13日，翻譯家傅雷參加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
「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暫停），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毛的講話讓傅雷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得出結論：這次整風運動，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
與傅雷不同，也有看出其中端倪並表現出幾分謹慎的。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寫出了自己也是當時一部分知識份子的顧慮：
「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蒐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份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能看出個中隱情是一回事，說出來又是一回事，說出來就成了口實，成為打成右派的言論了。
文學大師錢鐘書。（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
也有看出問題並知道不能行諸筆墨的。譬如錢鍾書這樣的知識份子，對形勢的認識有足夠的清醒，所以採取的態度是：你說你的，我自巋然不動，不予理會，「不鳴不放」。
錢鍾書因此躲過一劫。而單純熱情的傅雷就因主動「出洞」被劃成了右派，甚至連費孝通這樣顧慮重重的學者也被一網打盡，無一倖免。
最初，傅雷並不在右派名單之中，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他過關，暗示傅雷不妨將檢討錯誤的調子定高點。但寧折不彎的傅雷回應說：「沒有廉價的檢討。」周而復知道傅雷的性格，又讓柯靈去勸說他，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
無奈之下，恰逢周揚來了上海，周而復便將傅雷的情況向他作了匯報，周揚同意周而復的意見，可以不劃傅雷的右派，並將此事匯報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柯點頭說：可以不劃傅雷右派，要他檢討一下過關。誰知柯慶施是有名的「一言堂」，最煩中央部委過問上海的事情。周揚前腳一走，他後腳就把傅雷的名字劃入了右派名單。
1961年9月，傅雷被宣布「摘帽」，有關部門希望他寫個感謝的表態，被傅雷一句話頂了回去：「摘帽子是你們的事，和我沒關係。」
傅雷始終不承認強加給他的右派，如果他感謝摘帽，豈不認可了當初戴帽是對的？
他的骨頭，比起許多文人墨客來，無疑硬了許多。這也為後來文革時，面對橫來之逆，他為維護自身尊嚴，義不再辱，毅然赴死埋下伏筆。
卻說那一年的反右運動，無數人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哀鴻一片。然後是整整二十年的光陰，有人判刑，有人勞教，有人失去生命，有人開除公職，淪為無業遊民，時時接受監督管制，被剝奪了正常人的權利。
熬過來的右派，直到1978年5月，中央成立摘帽辦，才給他們摘帽平反。
這些人一共有多少？說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據當年參加摘帽辦工作的胡治安說，右派份子有55萬，其他如「中右分子」是21萬6000人、「反社會主義分子」是19萬人。此外，各地還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孬分子」……
這麼粗略一算，就已經是上百萬了。後來之所以說成55萬，那是胡喬木在聽胡治安匯報時，認為他拖泥帶水，打斷他的話說：「以後對外一律說55萬，統一口徑。」
統一口徑當然是可以的，但對於實實在在遭受歧視和迫害的人來說，統一口徑未免太過於輕描淡寫了。在有些人眼中，別人的痛苦，是連數字也算不上的。
畢竟，胡喬木處於上層，上層有時不能體恤下情，或可理解。但最可怪者，是身處知識階層而形同麻木。
顧頡剛是著名歷史學家，是復旦教授譚其驤的老師。顧有寫日記的習慣。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他在4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
這段日記的記載，說明顧頡剛對氣候異常的變化，是深有感觸的。
然而對於另一種氣候異常的變化，顧頡剛卻非但視同正常，而且用了高度肯定的語言，稱其為具有提高覺悟的劃時代意義。
顧頡剛在他的年終日記中寫道：
「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面，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鬥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
身為著名歷史學家，以這樣的筆墨記錄歷史，其見識也足以令人驚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