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貴州省貴陽市爆發村民示威事件，反對當地政府推行的強制火葬政策。(16:9)
2025年11月22日，貴州省貴陽市息烽縣石硐鎮接連爆發兩起農民反抗政府強制火葬的激烈事件，數百名村民與政府工作人員、警察發生直接對峙。這並非孤立的鄉村鬧劇，而是底層民眾對官僚強權的血性回擊，他們手持棍棒、徹夜守墳，用身體築起防線，誓死捍衛「入土為安」的傳統習俗。事件起因直指制度痼疾，當地政府無視法律底線和民俗傳統，強推火葬政策，不僅加重了本已捉襟見肘的農戶經濟負擔，還褻瀆了千年傳承的喪葬禮儀。村民們痛陳在支付高昂火化費、勉強購置骨灰盒後，仍需額外砸錢買傳統棺木進行土葬，因為農村本就缺乏存放骨灰的公共設施。這哪裡是「文明進步」，分明是層層盤剝的又一輪變奏。
在木杉村，政府人員竟公然揚言要掘開已下葬的逝者墳墓，將遺體拖去火化。憤怒的村民豈能坐視？數百人提前十餘日便集結墳前，手持棍棒、鐵鍬嚴陣以待，直至深夜仍寸步不讓。一位村民怒斥官員「如果共產黨是挖祖墳的，就把習近平的祖墳先挖了再說，你敢挖習近平家祖墳不嘛？」現場音響循環播放著村民的集體訴求，「中國人素有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並渴望以完整的身軀入土為安，而且有的老人死前的遺願就是不要火葬要土葬」。最終，政府人員因人數上的劣勢，未敢輕舉妄動。與此同時，水頭村的衝突更為慘烈。副縣長強勇親臨現場，蠻橫要求死者家屬交出遺體，甚至當眾毆打死者妹妹，點燃了村民的熊熊怒火。消息如野火般蔓延，從數十人迅速聚集成數百人的包圍圈，將副縣長及其隨行警察層層圍堵。雙方劍拔弩張，對峙直至次日凌晨，混亂中強勇趁勢溜逃，留下滿地狼藉和村民的咒罵聲。
兩起事件迅速通過網際網路發酵，周邊村鎮乃至鄰縣的民眾聞訊也陸續趕到現場支援，到11月25日，木杉村現場一度湧入2000餘人，直至當晚仍有上千鐵漢堅守陣地。在經濟寒冬席捲、農民工潮水般返鄉、社會保障網千瘡百孔的當下，此類抗爭絕非偶然火花，而是積壓已久的結構性熔岩即將噴薄的徵兆。它折射出中國農民的深層絕望，土地被剝奪、養老無著落、連最後的喪葬尊嚴也要被官僚的「政策紅利」吞噬。僅一週前，2025年11月13日，中國農業農村部剛剛提出「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這也反映了官方對農村地區群體性危機的深深焦慮。
近些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對峙事件，如同一道道閃電，照亮了當代中國農村的傷疤。它提醒我們，農民的憤怒，從來不是無源之水。回溯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對底層民眾的系統性剝奪，早已是中共政權一以貫之的「鐵律」。從土地改革的「分田地」幻夢，到如今的強制火葬「文明令」，每一步都看似「為民」，實則是欺騙加控制，榨取農民的血汗，囚禁農民的靈魂。接下來，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塵埃，審視那些關鍵節點，看看中共如何從「剝奪土地所有權」起步，一路走向「推行火葬」的終極控制。這些政策演化，不僅是經濟掠奪的鏈條，更是精神枷鎖的升級，直至今日，農民仍被困在中共精心打造的牢籠中，喘不過氣來。
1925年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中國革命中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他把農民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貧農和失了土地的遊民無產者。這正是中共針對農民的第一層政治騙術，以階級分析的理論包裝，掩蓋其真正目的並非讓農民獲得土地，而是利用農民的憤怒、貧困與不滿，作為奪取政權的燃料。這是中共迷惑和利用中國農民的開始，中共與農民之間從來不是「同盟」關係，而是一場徹底的政治操控。承諾農民土地，是為了奪取土地；承諾農民翻身，是為了方便再次把他們按在地上；承諾農民當家作主，是為了當農民的家作農民的主。所承諾的「耕者有其田」，只是革命時期的動員口號，並不是長期制度安排。中共需要農民時，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但當掌權後，這支曾經的「同盟軍」就失去了利用價值。
1949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被寫成了一幕翻天覆地的「農民狂歡」，地主被批鬥、田地被瓜分、紅旗插滿田壟，震耳欲聾的口號在鄉村迴盪。農民確實曾短暫地歡呼，那是他們歷史上第一次觸碰到「當家作主」的幻覺。然而歡呼聲尚未散盡，陷阱卻已悄然合攏。因為農民得到的土地，並非通過市場或契約獲得，而是通過國家主導的階級鬥爭和行政暴力「無償沒收，無償分配」而來。換句話說，土地產權的最終解釋權，從始至終不在農民，而在國家。國家「能給」，自然也「能收回」。土改工作隊前腳剛走，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便緊隨其後。到1956年，全國九成以上農戶已被以「自願」之名強行捲入集體化。私有產權被連根拔除，自耕農的土地、牲畜、農具悉數被集體吞沒。昨日還被稱作「翻身主人」的農民，一夜之間又淪為集體化機器上的「農業雇工」。這不是翻身，這是誘捕。所謂「耕者有其田」，不過是一種過渡性的麻醉劑，是中共對農民施展的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的政治欺騙。表面上似乎讓農民分到了土地，實際上只是把他們綁上了集體化的戰車，為下一輪更嚴密、更徹底的掠奪鋪平道路。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一天成為中國農民土地權利徹底消失的歷史分水嶺。從此以後，農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被固定在「集體所有制」之下，成為名副其實的制度化農奴。他們沒有土地證，沒有處置權，沒有繼承權，連腳下的宅基地上亦只寫著冰冷的四個字：「集體所有」。這一紙決議的威力，遠勝任何朝代的徭役與攤派。舊政權掠奪的是產出，中共剝奪的卻是農民的根本：對土地的支配權、對勞動的自主權、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權。人民公社制度所實現的，不是土地重新分配，而是一場對億萬農民的人身收編。土地被收歸「集體」，農民也隨之被收歸體制，從此無法退出、無法遷徙、無法自由經營，只能按行政命令無條件出工、記分、分配。這是一次對農民階層的全面「產權歸零」。人民公社，不是社會主義的鄉村烏托邦，而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農奴制復辟。
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史稱「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一場人禍遠大於天災的巨大歷史悲劇。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浪潮的推動下，極「左」路線和基層強制行為造成了空前的災難性後果。學者楊繼繩、曹樹基等人保守估計，這場飢荒至少造成1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高達90%以上是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村人口。他們的逝去並非源於普遍的洪水或乾旱，而是由於一系列政策和運動導致的人為絕境。公共食堂制度在初期盲目樂觀、鋪張浪費，很快就耗光了農民的家底和生產隊的儲備糧。接著，「反瞞產私分」運動在全國鋪天蓋地展開，基於對虛假高產量的「浮誇風」的信任，基層幹部攜帶民兵，以暴力手段掘地三尺，將農民藏匿的最後一粒救命米也強行抄走，上交國家，導致農村口糧徹底斷絕。在飢餓的蔓延中，城市職工憑藉國家配給制度，尚能維持每月25至30斤的基本口糧，而廣大的農村地區則陷入煉獄。孩子們被迫以樹皮、草根、野菜充飢，甚至吞食無法消化的觀音土，在胃部膨脹中絕望而死。三年裡，戶籍制度劃出一道冰冷的生死線，城裡人吃國家，農村人等死。1500萬至3000萬條生命無聲消失，只剩空蕩的村莊和永遠填不平的飢餓記憶。這不是天塌下來，這是人把人推下了深淵。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影響遠超政治鬥爭的範疇，是一場對中國鄉村社會倫理結構和傳統文化的徹底毀滅。在「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狂潮下，農村社會數千年來維繫的秩序被連根拔起。宗族精神的象徵地，莊嚴的祠堂被砸毀、夷為平地，甚至被改造成飼養牲畜的豬圈；記錄家族歷史與血脈的族譜被視為封建糟粕，大量被付之一炬。甚至連安葬祖先的墳墓也未能倖免，被當作「封建遺址」挖開，或被「平掉修水庫」用於農田基本建設。傳統的婚喪嫁娶禮儀、節日習俗等日常生活規範，皆被斥為「四舊」，在批鬥中被迫中止。農民連最基本的悼念親人的哭喪也要偷偷摸摸，一旦被發現，便會被指控為「搞封建迷信」而遭受批判。更具破壞性的是，政治運動將高壓手段深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中，要求他們互相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為綱」的邏輯下，鄰里間的信任和親情關係被徹底瓦解，為了自保或爭取政治表現，農民被鼓勵甚至脅迫去揭發親戚朋友的「封建殘餘」或「反動言行」。這種制度化的互相舉報和政治高壓，導致鄉村社會陷入無休止的「內耗」，完成了對傳統倫理和人性的異化。這種對物質文化、精神信仰，以及最基本的人際信任的系統性摧毀，使農民陷入一種精神上的農奴化。這種對社會根基的破壞和對人性的扭曲，比一時的飢餓或貧窮更具持久性和深遠的社會創傷，徹底改變了中國鄉村的面貌和道德基石。
1979至2015年，長達三十六年的「計畫生育政策」，是一場中共對億萬農民犯下的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它以「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冠冕堂皇謊言為幌子，實質卻是對中國農村婦女子宮的野蠻佔領，對中國農村最基本繁衍權的滅絕式掠奪。為了達到指標，地方官員可以無視一切人性底線，將農民視為可任意宰割的牲畜。那些被強行引產、胎死腹中的嬰兒，是這場制度性暴行的無聲受害者；那些被強制結紮和絕育的女性，在鄉村醫療所裡留下了永恆的生理和精神創傷。在「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的口號下，暴力抄家、拆房、罰沒財產成為家常便飯，無數農家因生育一個「超生兒」而家破人亡，傾家蕩產。這項政策不僅摧毀了家庭結構、加劇了性別失衡，更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自我延續和傳承的最後一點尊嚴，完成了對農民精神與肉體的雙重鉗制，將他們徹底困在國家規定的生育牢籠之中。
2025年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北斗組網、航母下水、空間站巡天，然而，數億農村老年群體卻面臨著一個令人心酸的「數字困境」。全國絕大多數省份推行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新農保）制度中，基礎養老金的月發放標準，在許多地區仍徘徊在每月不足200元的水平。這一數字與國際標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世界銀行在2025年6月更新的全球極端貧困線標準是每天3美元，折算下來，每月約合人民幣630元。這意味著，當下中國農民領取的養老金，甚至連國際公認的極端貧困線標準都未能達到。他們年輕時被「集體所有制」剝奪了土地產權，老了又被「城鄉二元」剝奪了養老保障。城裡人退休工資動輒四五千、七八千，農村老人卻要靠60歲以上的手指還在土裡刨食、撿廢品、放羊，才能給孫子攢下一學期的學費。當他們終於干不動、病倒在炕上，唯一的指望就是那個每月不到200元的「養老金」，這不僅難以覆蓋醫療保健、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甚至在許多農村地區，買點鹽、買點藥、買點挂面，就已所剩無幾。他們養活了共和國最艱難的歲月，中共卻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把糧票、布票換成了每月一百多塊的「安慰券」。這不是養老，是遺棄，是赤裸裸的羞辱。
2025年的今天，儘管官方宣布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但數以千萬計的農村老年群體依然深陷於生存的困境。根據官方統計，在中國近9000萬的農民工大軍中，已有近30%的勞動者年齡在50歲及以上，其中許多人甚至已經超過了官方規定的男性60歲和女性藍領工人50歲的退休年齡。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農村戶籍60歲以上老人的就業率仍然超過51%；即使是75歲至79歲這一高齡段的男性，仍有40.4%的人在持續勞作。他們有的仍在起早貪黑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在田間地頭勞作，有的在烈日下的建築工地搬磚和水泥，有的在城市垃圾堆裡撿瓶子，他們並非出於對勞動的熱愛，而是迫於生存的壓力：微薄的城鄉居民養老金根本無力支撐基本生活。那每月不到200元的收入，買不起日常的蔬菜、支付不起救命的藥物，更無法為自己準備最後的棺材板。這些超齡農民工，成為了當代中國最徹底的「農奴」。他們的人身看似自由，卻被戶籍、土地、低水平養老金和不完善的醫療保障這四重枷鎖牢牢焊死在了貧瘠的農村土地上。他們無法享受與城市職工平等的社會福利，必須以犧牲尊嚴和健康為代價，在老年時期繼續出賣體力，以對抗國家福利體系遺留的巨大城鄉差距和不公。
縱觀上述歷史與當前現狀，中共對中國農民的態度始終是控制與收割，而非真正的尊重與解放。中共的統治策略始終不遺餘力地進行「愚」農與「貧」農，把他們牢牢焊死在可控的貧困線上，目的是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全面掌控農民，確保他們聽話和順從。為了防止農民意識到自身困境的真正根源並團結覺醒，權力中心始終致力於為他們樹立不斷更迭的「外部敵人」。在早期的土地改革時期，地主是敵人，成為被鬥爭的對象；50年代，右派和反革命是敵人；在十年「文革」期間，走資派成為了敵人。而在今天，這種策略仍在繼續，一切社會矛盾和治理失誤都被導向「境外勢力」。這恰恰印證了哲學家盧梭的洞察：「一定要樹立一個外部敵人，如果外部敵人消失，民眾就會發現誰才是真正的敵人。」在中國農村，所謂的「境外勢力」從來沒搶走農民一畝地、一分錢。真正搶走一切的，是那套從1949年到2025年不斷收割農民財富、限制農民自由的制度化權力結構。從土地集體所有制，到城鄉二元戶籍制，再到歧視性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障制度，所有這些困住農民的沈重枷鎖，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出自同一個權力中心。那些聲稱要「解決三農問題」的人，恰恰是這套制度的設計者和維護者，他們才是製造和固化「三農」問題的根源。
要從根本上打破長期困擾中國農民的制度性桎梏，包括土地集體所有制、城鄉二元戶籍、歧視性養老金和醫療保障，依賴現行權力體系的「恩賜」是無濟於事的。真正的出路在於農民群體自身力量的覺醒與組織化。歷史學家A.J.P.泰勒曾深刻指出：「所有進步都來自不順從者。如果沒有麻煩製造者，我們還住在山洞裡。」對於中國農民而言，這意味著必須拒絕被動接受安排，而要拒絕現有體制的單方面領導，進而從根本上挑戰並改變持續收割他們的制度。今天的中國農村，已到了必須組織起來的緊要關頭。農民需要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或政策微調，而是成立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各級組織，例如農會、互助社或自發性的維權團體，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一股有組織、有訴求的政治力量。這種力量應能夠有效地收集、表達和捍衛農民的訴求，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失語地位。
世界上所有成功反抗壓迫、贏得權利的群體，其轉折點都始於組織、抗爭和團結。真正的農民解放，不會來自政府的撥款、宣傳或口號，而只能來自農民自身的組織化、互助精神和集體發聲。只有當億萬農民開始互助、開始發聲、開始為自己的權益勇敢抗爭時，中國農民的未來才真正可能擺脫「當代農奴」的悲劇命運，迎來真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