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區宏福苑住宅屋邨發生大火，濃煙烈焰升騰。（Getty Images）
香港大埔宏福苑的火光衝破天際，濃煙裹挾著絕望吞噬高樓時，一種熟悉的、令人窒息的寒意再次襲來。
媒體和官方的通報裡，充滿了技術性的名詞：竹棚、易燃物、維修工程、意外火星。彷彿只要把那批「不合格的竹棚」拆掉，一切就能回歸太平。
而你我都知道，竹棚不過是最後被點燃的那一層布。真正讓這棟樓成為屠宰場的，是那套早已腐爛的、讓人無法逃生、無法發聲、無法被保護的結構性缺陷。這不僅是一場發生在香港的悲劇，這是烏魯木齊大火在不同時空下的又一次顯形。
在烏魯木齊，封死生路的是幾塊冰冷的鐵皮和一根鐵絲。為了「防疫」，為了「清零」，為了那個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人的生命通道被物理阻斷。
在香港大埔，封死生路的是包裹整棟大樓的廉價易燃竹棚和且顧且過的施工方案。那是為了「省錢」，為了「方便」，為了某種行政或商業上的效率，居民的安全被置於賭桌之上。
兩者都是為了統治、管理，但從來不是為了人的生命。它默認在遇到風險時，人的求生本能必須讓位於系統的運行規則。
宏福苑的住戶早在2024年就寫信舉報過安全隱患，但在官僚體系的層層公文流轉中，這些聲音被擱置，被敷衍。
災難之後，劇本總是雷同。
官方會迅速召開新聞發布會，將責任切割得干乾淨淨，試圖讓人們相信這只是一個概率學上的悲劇。
但你我心裏都清楚，這不是概率，這是注定。當監管長期缺位，當廉價外包成為慣例，當行政命令凌駕於安全常識之上，火災就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的問題。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謀殺，為了掩護背後那個龐大的、冷漠的機制繼續運轉。
在烏魯木齊，是維吾爾族同胞，是被人為因素困在家裡無法動彈的婦孺。
在香港，是住在舊樓裡的老人，是單親媽媽，是辛苦打拼的移工。
真正的點火源，是那個把人當成數字、當成代價、當成各種宏大敘事鋪路石的邏輯。
如果我們將鏡頭拉遠，從大埔那棟焦黑的大樓移開，審視整個香港的管治肌理，會發現這場火災絕非孤立的行政失誤，它是‘新香港’政治生態下的必然惡果。這種淪陷並非指政權的更迭，而是指政府職能的根本性癌變——當所有的行政資源都被傾注於「國家安全」這一政治圖騰時，市民的「生命安全」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擠兌與荒廢。
在國安法落地之前，香港曾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它們如同城市的免疫系統與痛覺神經。區議員會為了社區的一處違章搭建而向政府施壓，獨立媒體會追蹤每一筆工程款項的去向，工會會為工人的作業環境據理力爭。
然而，隨著國安法的利刃落下，這套糾錯機制被連根拔起。區議會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裝飾品，敢言的媒體被迫停運，活躍的公民團體解散殆盡。當反對的聲音被等同於「煽動」，當監督被曲解為「對抗」，政府便陷入了一種致命的自戀與封閉。宏福苑火災前的那些投訴信之所以石沉大海，正是因為那個曾經能夠放大這些微弱求救聲的擴音器，已經被公權力親手砸碎。
更深層的淪陷，在於香港政府治理邏輯的軍事化與警察化。在由治及興的宏大敘事下，特區政府的施政重心發生了驚人的偏移。他們熱衷於在每一寸土地上搜尋假想的軟對抗，在此投入了無限的人力與財力，卻對眼皮底下那搖搖欲墜的舊樓消防隱患視而不見。這種重安保、輕民生的畸形導向，製造了一種荒謬的現實：這座城市在政治上被打造得固若金湯，但在物理安全上卻變得千瘡百孔。警察無處不在，卻擋不住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大火；攝像頭遍佈街頭，卻看不見那些被鎖死的逃生門。
這便是香港政府淪陷的終極形態：權力的傲慢與責任的真空並存。在肅殺的政治紅線下，官員們學會了只要高喊口號、政治站隊正確，便可獲得免死金牌。當官員們忙著表忠心、忙著「維護國安」時，誰還有心思去檢查那幾根竹棚是否合規？誰還會在意那些底層住戶的生死？在這套邏輯裡，只有政權的穩定才是大局，而市民的生命，不過是可以被統計學抹平的代價。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悖論：這部號稱為了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最終卻讓市民置身於更大的危險之中。因為它抽空了社會自我修復的能力，用恐懼封住了吹哨人的嘴，用政治挂帥取代了專業治理。大埔的火光，照亮的是一個被「國家安全」概念綁架、實則失去了真實平安的城市。在那被燻黑的外牆之上，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火災的痕跡，更是香港政府行政能力與道德合法性崩塌的廢墟。
只要共產黨還在台上、獨裁者的邏輯不變，人依然不被當人看，這樣的火遲早還會在別的地方燒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