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退休職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徐湖平。（圖片來源: 視頻截圖X推特）
近期，南京博物院捲入的一場文物醜聞引發了輿論的強烈地震，其波及範圍之廣、指控性質之惡劣，已然到了「紙包不住火」的地步。這起事件的焦點，集中在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身上。引爆這顆雷的，是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職工郭禮典。他不僅實名舉報，更公布了一份長達42人的聯署材料，將一段塵封已久且觸目驚心的「監守自盜」史暴露在陽光之下。
碩鼠飲河 權力掩護下的瘋狂盜竊
根據郭禮典的舉報視頻及相關材料，這並非一時貪念，而是一場跨越數十年、有組織、有預謀的文物浩劫。早在1980年代，徐湖平便利用職權，私自開啓存放於南京朝天宮庫房的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
這些文物本是中華民族在戰火紛飛年代歷經千辛萬苦保留下來的文化血脈，卻成了少數人的「提款機」。指控稱，徐湖平阻撓這些南遷文物回歸北京故宮，其真實意圖是為了方便竊取。更令人髮指的是其操作手段的「專業化」與「洗白化」：他指使所謂的鑑定專家，將館藏的真品鑑定為「贗品」或「參考品」，隨後將其「劃撥」給自己管轄的文物商店。
這條黑色產業鏈的終端，連接著徐湖平之子在上海開設的拍賣公司。通過這一渠道，大量官窯瓷器、珍貴書畫流向了法國商人及各地文物販子手中，轉瞬之間，國寶變成了個人賬戶上的鉅額暴利。為了編織這張巨大的保護傘，郭禮典指出，徐湖平將多件名貴書畫當作「人情」，送給了包括時任江蘇省檢察院檢察長、反貪局局長在內的關鍵官員。
數據是冰冷而殘酷的佐證。1997年4月，南京博物院向江蘇省文化廳打報告，申請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調劑給省文物總店處理。這其中，包括珍貴的《江南村畫卷》在內，共有1259件文物被移出館藏序列。這一筆筆賬目背後，是國家文化遺產的巨大流失，是人心貪慾的無底深淵。
歷史的諷刺 槍口下的克制與和平裡的掠奪
在徐湖平案鬧得沸沸揚揚之時，一段關於故宮研究員耿寶昌先生的回憶被重新翻出，兩相對照，竟生出一種極致的荒誕與諷刺。
耿老曾回憶過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在日本佔領北京的八年間，故宮博物院雖然處於敵佔區，卻並未像人們想像中那樣被洗劫一空。據耿老所述，彼時故宮的管理依然井井有條。儘管故宮最精華的文物已南遷，但留存下來的依然是「滿地金銀」。然而，令人驚異的是，除了1944年日本發起「獻銅運動」，強行搬走了66口無款大銅缸、91具銅燈亭及四尊銅炮以熔煉造子彈外，故宮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搶劫事件。甚至在1942年，故宮還完成了過去一直未能完成的文物大清點。
更為震撼的對比發生在南京。當年部分南遷文物：包括象徵皇權的25枚皇帝玉璽——存放在南京朝天宮。南京淪陷後，這些至寶處於日軍控制之下，甚至曾被拿出來公開展覽。但直到日本投降，這25枚玉璽依然完好無損，並未被掠奪回日本。
守護者的瀋淪
將這兩段歷史放在一起審視，不禁讓人感到脊背發涼。
昔日外敵入侵，在刺刀與鐵蹄之下，雖有掠奪（如銅器），但在某種程度上，侵略者面對成體系的文化瑰寶時，尚且保留了一絲「不動」的克制，使得玉璽與庫藏得以保全。
然而，在和平年代，在我們自己建立的博物院裡，由國家任命、領著俸祿、本應視文物如生命的「守護者」們，卻將黑手伸向了這些歷經戰火倖存下來的國寶。
日寇沒拿走的玉璽，守住了；戰火沒燒燬的字畫，留下了。卻未曾想，這些逃過了八年抗戰、躲過了流離失所的民族魂寶，最終竟難逃「家賊」的算計。徐湖平案若查證屬實，這不僅是法律層面的貪腐大案，更是文化良知的一次徹底崩塌。
「家賊難防」，古人誠不欺我。當守護者變成了掠奪者，其破壞力之大、其性質之惡劣，遠甚於明火執仗的當年日軍。南京博物院此案，必須一查到底，不僅是為了給郭禮典及聯署的42位老職工一個交代，更是為了給那些沈默的國寶、給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一個遲來的公道。
冰山一角下的體制瀋屙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腐敗
南京博物院的驚天大案，若僅僅將其視為個別官員的貪婪與墮落，未免太過天真，也低估了這場災難的本質。徐湖平案如同一把尖銳的手術刀，劃開了華麗袍襝下膿瘡遍佈的肌理。透過這起案件，我們窺見的絕非一人一時之惡，而是一個龐大體制「監守自盜」的縮影。
監管真空當守門人變成盜竊者
在正常的社會治理邏輯中，權力必須受到制衡，文物保管者與監督者應當分立。然而，在當下的體制結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自我循環」的封閉生態。徐湖平身為院長，集管理、鑑定、處置權於一身，他既是國寶的守門人，又是庫房鑰匙的掌管者，更是變賣獲利的操盤手。
當徐湖平將真品鑑定為贗品時，我們不禁要問：誰來監督鑑定專家？當徐湖平將文物送給檢察長、反貪局長時，我們更要問：誰來監督執法者？
答案是瀋重的：沒有。從上到下，監管機制在「權力關係網」面前形同虛設。這不是個別環節的失守，而是整個監督鏈條的集體潰敗。
官官相護利益共同體的沈默契約
徐湖平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地倒賣國寶長達數十年，底氣何在？郭禮典的舉報材料給出了答案：他用國寶編織了一張巨大的關係網。從文化系統內部到公檢法機關，權力階層在利益的輸送中結成了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
這種「官官相護」並非基於情誼，而是基於共犯結構。在這種結構下，層層偷盜成為常態，因為每個人都沾了腥，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指望系統內部進行自我糾錯，無異於與虎謀皮。正如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那句振聾發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體制之殤 權力不受控的必然代價
南京博物院案最令人絕望的，不在於損失了多少件瓷器或書畫，而在於它證實了一個沉痛的事實：在一個缺乏外部監督、缺乏新聞自由、缺乏獨立司法制衡的體制內，國家的財富（無論是文物、土地還是財政）實際上淪為了掌權者的私產。
所謂「國有」，在缺乏公眾監督的情況下，往往演變為「官有」。日本佔領時期尚且不敢公然私吞的玉璽，在和平年代卻險些成為權力尋租的籌碼。這不僅僅是道德的淪喪，更是制度邪惡的根本體現。
只要權力依然凌駕於法律之上，只要「一把手」依然擁有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威，徐湖平式的「家賊」就永遠抓不完。這起案件不僅是對過去歷史的褻瀆，更是對現行體制的一份瀋重的起訴書——它昭示著，若不從根本上解決權力監督的問題，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幾件文物，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以及民族文化的根基。
只要中共不亡，中華民族就毫無希望可言，中共寧可亡國也不亡黨，因爲黨能夠給他們帶來絕對的權力和絕對的利益，看清這一點並不難，但卻需要清醒與智慧。如今，那些還在接受中共洗腦和爲其唱讚歌的人，真的很危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