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瘠的土地產出的是百萬斤的謊言。（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文接：不顧人命 只有黨的利益
在地方層面，除了四川的李井泉之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大躍進」時期的角色同樣關鍵。楊繼繩指出，最早的「高產衛星」正是從河南放出的，而吳芝圃不僅沒有制止，反而在虛報產量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信陽地區為例，正常情況下該地區的糧食產量應在一個相對有限的區間內，但地委書記卻上報了七十多億斤的驚人數值。時任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堅持認為實際產量只有三十億斤左右。圍繞這一分歧，吳芝圃召開會議，對張樹藩進行公開批判，指責其「右傾」，並否定了他的判斷。
後來信陽問題全面暴露後，李先念等中央領導赴河南調查。張樹藩在調查過程中向中央領導反映了當年的真實情況。陶鑄當場表示相關問題中央已經瞭解。然而，吳芝圃卻聲稱自己當年並不知情。張樹藩當即反駁，指出正是吳芝圃本人主持會議、批判他「右傾」。吳芝圃隨即沉默，面露尷尬。李先念則出面打斷談話，要求不要再繼續討論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根據後來披露的資料，1959年信陽地區糧食產量比1958年實際減產約50%，僅有二十多億斤，卻被虛報為七十二億斤。在虛報產量的基礎上，政府徵購糧食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比上一年增加18%，徵購量占到所謂「總產量」的一半。大量徵購糧和所謂「餘糧」是通過各級幹部和民兵採取毆打、逼迫、搜查等方式強行收繳的。先後有一萬多人被捕，死於監獄和拘留所的人數達到七百人。徵購完成後，農民全年口糧僅剩一百多斤，只夠維持三到四個月，隨之爆發嚴重饑荒。
1960年11月，中國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前往信陽調查。五個月後，陶鑄私下表示，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一百萬人，認為不必再繼續統計。
信陽事件曝光後，河南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人先後發言，強調貫徹毛澤東的路線，並將問題定性為幹部「變質」。會上甚至提出要處決一萬人。最終雖未執行如此規模的處決，但仍對大量基層幹部進行了嚴厲處理，許多人被下放到基層，生活境遇極其悲慘。毛澤東一度提出要處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但隨後表示自己「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最終放棄了這一決定，成為少數未被執行死刑的個案。
在總結「大躍進」時期的經驗教訓時，楊繼繩指出，當時社會上刮起的所謂「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和瞎指揮風，並非單純由基層自發形成，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強化的結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級提出一個方向，下級往往迅速將其無限放大。
其中，「共產風」尤為典型。共產主義作為中共的最高理想，被視為檢驗黨員忠誠度和幹部政治可靠性的核心標準。一個幹部是否具備提拔資格，往往取決於其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態度是否「堅定」。在這種背景下，「共產主義提前到來」的口號迅速流行，各地競相探索所謂的「共產主義新村」。
河北徐水縣便是其中的代表。當地縣委書記推行供給制，提出「包吃、包穿」等十多項保障措施，但僅維持兩個月便因財政枯竭而難以為繼。與此同時，軍事化管理、男女分居、配發槍支等做法也相繼出現。各地搭建彩門，宣稱進入「共產主義新階段」。小村被拆並為大村，農民的全部財產被集中起來，生產隊的財產統一劃歸人民公社，名義上轉為「全民所有制」。
類似的情況在湖北當陽也十分突出。當地在「五風」影響下，學校缺少文具，便直接到書店「拿」；商店的布匹也被搶購一空。這類現象在多地反覆出現。徐水縣的做法一度受到高度肯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先後前往視察，幾乎所有駐華使館的外國人員也被安排參觀，對外展示的都是經過精心包裝的「光輝成果」。公開場合中，沒有人提出批評意見，只有鄧子恢私下表示「這樣不行」。
然而，幾個月後，當地群眾開始拒絕繼續配合，隨之而來的是抓人、打人。相關暴力行為暴露後，毛澤東逐漸對徐水模式失去信心，停止宣傳，轉而樹立山東範縣作為新的典型。毛澤東稱範縣是一首「美妙的詩」，形容其「花園滿地、糧食吃不完」，並表示即便五年實現不了，十年實現也可以。全國各地隨之仿效，其中湖北當陽的執行尤為激進。
有跡象表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確實」相信糧食已經極為充裕。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徐水縣視察時，縣委書記向他匯報稱，全縣夏秋兩季平均畝產將達到兩千斤，人均年產糧三千五百多斤。事實上，當時當地實際畝產僅有兩百多斤。毛澤東聽後提出疑問：「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並建議「一天吃五頓」。他設想，糧食過剩後可以減少勞動時間，發展文化和教育。
同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進一步表示，如果糧食產量繼續翻番，可能會出現「找不到用途」的問題，並提出可以將糧食用於工業用途，如製造酒精燃料。正是在這種判斷基礎上，中共領導層作出了更加荒唐的決策——減少糧食播種面積。
1958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只要糧食總產達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一年」。他甚至表示，未來人均只需幾分地便可滿足糧食需求。劉少奇隨後在江蘇視察時也提出，未來可以用三分之一土地種糧、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閒。中共中央據此決定在次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
1959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比上一年減少9.1%，其中夏糧播種面積減少20%，約一億一千多萬畝。按1957年的畝產水平計算，這一決策直接導致1959年糧食減產約三百三十九億斤，相當於當年總產量的十分之一，嚴重加劇了隨後發生的大饑荒。
對於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楊繼繩認為，其影響既來自個人思想，也來自制度環境。毛澤東提出共產主義理想、鼓勵「超英趕美」，地方幹部積極執行，取得表面成果後又獲得中央支持。只有在問題嚴重暴露後，才開始加以制止。
毛澤東本人後來也承認，在「大躍進」時期存在大量假話。他曾對保健醫生李志綏表示，許多虛假匯報是「上面一壓，下面沒辦法，只好說」。儘管到1959年中期，中共高層已意識到糧食產量被嚴重高估，但仍錯誤認為實際產量在五千億斤左右，遠高於真實水平。基於這一判斷，政府鼓勵農民「放開肚皮吃飯」，到1958年底，全國農村建立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萬個，實行「吃飯不要錢」。結果糧食迅速耗盡，農民在短時間內失去所有口糧，只能陷入饑餓。
在高層中，鄧子恢是少數較早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領導人之一。作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通過民間渠道瞭解農村真實情況，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難以公開進言。1962年，他與鄧小平一道向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的建議，隨即引發強烈反彈。
事實上，鄧子恢在農業政策上的分歧早已顯現。1955年，他就提出農業合作化不宜推進過快，主張穩步發展，這一觀點與毛澤東的政策方向相悖，多次受到批評。在1961年饑荒最為嚴重之際，鄧子恢將廣西、安徽、湖南等地的「包產到戶」經驗上報中央，強調並非否定合作社或社會主義制度，但仍被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1962年，他被撤銷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隨後該機構也被撤銷。1964年，他又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政治生涯由此走向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