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被轟炸後的景象。（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文接：父母懿德（下）
《三字經》有文曰：「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說的是孟母三遷，培養孟子成人成材的故事。我們的父母，為了子女的學習和成長，含辛茹苦，主動和被迫搬遷不下十次。搬家，是一件麻煩、瑣碎而又勞累的事情，那時沒有搬家公司，也沒有汽車裝載，全憑人力操勞，特別是五十年代，數度被迫搬遷，是用「螞蟻搬家」的方式，來回多少次才完成的，父母的勤勞可想而知。我們也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兄弟姐妹八人，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和聰明才智，全部大學畢業，一名博士，一名副博士，一名碩士研究生。兩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在被斥責為「右傾」的1962年，在承襲奴隸社會等級制度衣缽的「出生成份血統論」稍微收斂一點的時候，弟妹三人以優異成績同時考入同一所重點大學、重慶市最高學府——重慶大學，這在全國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成為短期傳揚的佳話。送通知的郵遞員說：「別人家能接到一封錄取通知都不容易，這家一下就接到三封」。但不久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喧囂聲中，又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是很難體驗到那種酸甜苦辣滋味的。文革後，我們八人都被評為教授、高級工程師、主任醫師等高級技術職稱，發表過多篇論文、著作，有過許多發明創造和專利技術，有六人在大學任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對國家和社會作出了較大的奉獻。
我家原是一個大家庭，曾祖母在世時，祖父幾兄弟，都住在重慶臨江門橫街。那是一棟四層樓的大院，全家和睦，享受著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寇入侵，祖輩們分家而居，此屋租賃給政府部門。1950年，為退燧川煤礦公司「田押」，被迫以1.2億元(舊幣,合新幣1萬2千元)變賣。我出生時已經搬離此屋，未曾住過，沒有任何印象和記憶。八十年代我調回重慶後，利用春節期間開放的機會，曾到院內去蹓覽過兩次，2000年前後被拆除。
1937年，我們由臨江門橫街遷重慶朝天門大河順城街1號，住了很短時間，就遷7號，我即誕生於此。大河順城街是沿著重慶市城牆內側的一條步行街，城牆外就是河灘和長江，地勢較低，要上很多台階才能到陝西街馬路，街面不寬，每年夏季漲水時，城外河邊住戶都遷家在街面搭蓬帳居住，占據一半街面，顯得更加擁擠。7號是一棟四樓加一底的大院宅，古建築式的沈重大門，門檻很高。走上幾步台階後進入大門，底樓左、右側各有幾間大屋，是燧川煤礦公司的辦事處。左側最裡面的兩間由四叔祖父住，他為人威嚴，小孩們都有點怕他，不敢到他那裡去玩，也沒有太多印象。左側還有燧川煤礦公司的廚房和飯廳，過年公司吃年飯時我們在這裡聚餐。公司的房頂是很大的屋頂曬臺，供作遊玩和曬衣服之用。1946年春節，抗戰勝利，我們在曬台上吊下燈籠，貼上燈迷，由大哥和玉嬢出迷語，供路人猜燈迷娛樂慶祝，猜中者給予獎勵，連續三天。公司辦公地的裡側有一個長形院壩，那也是我們小孩玩耍的天地。院壩的中間裡側上七步台階才是四層住宅樓房的主體。每層樓中間是敞開式的廳道，隔開左右兩側的住房，一樓的廳堂作為大客廳，它又是上樓的過道，兩側放有桌椅，牆上掛有對聯字畫，廳堂較大，可安放乒乓桌打乒乓球，祖父去世時在這裡舉行了幾天追悼會，和尚在這裡唸經做道場。一樓左側是祖父母居住的地方，他們虔誠信奉佛教，樂善好施，除四間住室外，還有一個大佛堂，祖父去世後，有幾位親戚老太婆和祖母住在一起，幾個老人天天都要唸經拜佛。一樓右側除飯廳和廚房外，另三間由八叔居住。穿過廳堂經樓梯上樓，樓層較高，每層26級台階。我們和父母住二樓左側4間房，請有女僕照顧眾多小孩。家中有風琴和手搖式留聲機，我們最愛聽聶耳譜寫的抗戰歌曲。二樓右側由遠房親戚張家居住，三樓右側由麼婆婆（五叔祖父去世很早）一房居住，左側是祖母劉家親戚。三樓後門可直通陝西街馬路。四樓只有中間部分兩間房，由四姨媽家居住。我們在這裡住了十一年，1949年，在重慶九二火災中被燒燬。
燧川煤礦礦區在重慶北碚澄江鎮，因此我們在北碚澄江鎮夏溪口還有一處住所，小時候我很喜歡隨父親到夏溪口去玩。由重慶到夏溪口有水陸兩條路，陸路汽車直到住房後花園的後門，公路到此為止；水路溯嘉陵江而上，清晨起航，下午到達，岸邊水很淺，輪船不能停靠，要在河中間轉乘小木船靠岸，上岸後行百餘步即到家。1968年，在文革瘋狂浩劫恐怖時期，我偷偷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詞賦時，眼前便不自覺浮現出兒時乘小木船登岸那種悠然的田園風光和純真的童稚情懷。夏溪口房屋是一排十幾間並排房間，由一條長長的走廊過道相連，過道正對著嘉陵江，眺望江中百舸爭流的船隻，隨父兄長輩遊覽名勝北泉，觀賞公司豢養的鴿子，渡過小溪去澄江鎮運河茶館臨江品茶，小木船停泊的恬靜河岸淺灘，這些就是至今還保存著的依稀美好回憶。我們家住中間的三間房，這排住房的右後面，另有幾間房是燧川煤礦公司的廠房和辦事處，左側是後花園，叢生雜草，比較荒蕪，大人們說有老虎，小孩不敢獨自去玩。兒時的記憶雖然依稀淺薄，但其歡樂情趣卻再也找不回來了。1946年前，我每年都要去夏溪口幾次，以後再也沒去過了。1952年，燧川煤礦公司奉准停業，此屋變賣為工人發放遣散費，不知什麼時候房屋早已被拆毀。2005年元旦，我們專程來到這裡，從北碚乘汽車到易家院下車，順台階而下，我想這裡大概就是昔日的後花園吧，走到當年乘小木船登岸的地方，河岸依舊，人易物非，時光流逝，「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1939年，重慶遭日寇大轟炸，五．三、五．四，慘絕人寰。城區居住，很不安全，決定另建住所，由母親負責選址策劃，最後選中重慶南岸南山上的黃桷埡椒子灣。這裡地處山區，人煙稀少，敵機難以到達，靠近重慶有名的廣益中學，便於大哥上學讀書，附近有德國大使館，當時德、日為同盟國，日機可能不會來，相對來說比較安全。次年，房屋建成，我們遷居於此。房屋坐落在山凹處，周圍荒涼而幽靜，到處是樹木森林、芳草野花、鳥語花香。從黃桷埡街上到此，要經過一段墳地，附近幾乎沒有人家，小時候很怕單獨行走。我家住房是由竹籬笆圍成的大院，有六間住室和廚房、雜物房，還專建有一間教室，置有講臺和黑板。房前有一個平台式的過道，下面是一個小院壩，我們在這裡捉迷藏、玩遊戲、開運動會，房屋四周都是花園，花園由萬年青圍成，裡面栽有臘梅、菊花、桃、李及其它花卉。那時交通不便，進城需經由黃桷古道上下山，坐轎、騎馬或步行，還要坐船過河，至少要2小時，父親在城裡上班，經常來回往返，他為了全家的安全不辭辛勞，回家時常給我們帶點水果糕點或圖書玩具。抗戰勝利日本投降那天帶回許多鞭炮，我們燃放鞭炮慶祝勝利，那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德斷交，德國大使館撤走，因蔣介石也住在南山，1943∼44年，日機曾來轟炸過，我家後院茅屋著火，一僕喪生。抗戰後期，我們到了入學讀書年齡，廣益中學附小最低班是小學四年級，我們的入學便是一個問題，父母專門為我們聘請了家庭教師。記憶中，小學前三年我只在海棠溪外婆家入煙雨小學非正規地讀過一學期，全靠家教完成學業，1946年剛滿8歲就直接進入廣益中學附小讀小學四年級，因而後來在小、中、大學我都是班級中年齡最小的。1948年，我們遷居沙坪壩，此屋送與黃姓佃戶居住，至今基本保持原樣，他的後人辦起了農家樂，我們懷舊深情，常去那裡故園重遊。
1948年，弟妹們也到或將到讀書之年，父母運籌帷幄，為子女教育成長，慕南開中學、儒英小學之名，1948年初，除大哥、大姐暫留黃桷埡讀完中學、小學的最後一學期外，舉家遷往沙坪壩。從城區到沙坪壩近二十公里，那時只有幾輛校車算是交通工具，有時就得坐馬車或步行。我們租了高家的一套房子，地名高家花園，住地之前一百米立有一塊「墓園」牌坊，我們就以此二字稱之。住房共有七間房屋和一間廚房，進大門有一個陽台式的小院壩，與三間屋相通聯再通向其餘各房間，沿房牆後面有小路通行也能到達各房間。房後是田土，由我們自行種植菜蔬，房前是一片草地和一個大墓及廣闊的田地，可能是高家為照看陵墓而建的房屋，宛如農村。我和二姐同入儒英小學五年級（當時儒英小學最高班，我們是首屆畢業生），妹妹和三弟入三年級和一年級，兩個小弟弟讀幼兒園大、小班，入學時已經開學幾週。我們都是經由儒英小學、南開中學、重慶中學而進入大學的，父母的此次搬遷為我們的成長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偉大的「孟母三遷」精神。父母對儒英小學非常支持，兩年時間裡，向學校捐贈了許多木材、紙張、物品和其它東西，多次宴請校長、老師。墓園在半山腰，下行到嘉陵江邊九石崗河灘，清徹碧綠的江水，穿梭往來的船隻，辛勤勞作拉船逆行的縴夫，水坑中漫遊的蝌蚪，沙灘、石岩、流水、藍天，大自然的美色盡收眼底，非常好玩。可惜這一切如今已不復存在，全被環境污染所取代。剛到儒英小學時，人地生疏。有一次在我策劃下，謊稱學校放假，我們跑到河邊去玩了一天，晚上父母從城裡回來知道此事，嚴厲責罰了我和二姐，在我印象中，這是一生中最嚴厲的一次，這就是「子不學，斷機杵」的教育精髓吧。從此我們熱愛讀書上學，與同學相約，很早就去學校，有一次到校後聽聞鈴聲，以為上課了，其實是起床鈴。我們的學業成績進步很快，半期考試時僅是班級十幾名，到期末我和二姐都進入前三名並且保持到小學畢業。
租房終非長久之計，父母早就有所謀劃，1948年底，新房子落成，它坐落在重慶中學旁，離墓園幾里路程，更靠近儒英小學和沙坪壩街區。新房子是兩層樓房建築，由竹籬院牆圍著，進大院門上十來級台階有一過道，兩旁是小花園，然後才到住房大門，進門右側是一個大客廳，用簾布隔開成兩個大間，與客廳相對是兩間主臥，客廳左側另一間房作為客臥，還有一間飯廳和廁所，中間由內走廊連通，並由此上樓，二樓有四間房和佛堂，供作拜佛之用。最底層地下室為一間大儲藏室，以石壁砌成，堆放鹹菜及雜物。石屋外有一個小平壩，修置有石桌、石凳，夏季乘涼，中秋賞月。上幾步臺階有一個籃球場大小的土場壩，我們在那裡踢足球、打壘球、玩遊戲。場壩的另側為廚房，隔住房有一段距離，又一側有一個荷花池和一些田地，供作種植，享田家之樂。
1949年，朝天門住房毀於九二大火，祖母、八叔和四叔祖父都遷來此地居住，解了燃眉之危。
抗戰勝利後，祖父去世，燧川煤礦公司難以維繼，幾經反覆，決定變賣，商定九月二日立約，不想發生大火而中止，乃天意乎？從此災難接連不斷。1950年後，燧川實難維持，申請停業未獲批准，不得不舉債給工人發放工資。1951年被逼債將此私房以4000萬元（舊幣，合新幣4000元）變賣，我們只得又遷回「墓園」租房居住。此房保存至今，已成危房。2005年徵得主人同意，我們入室登樓拜訪一次，只有客廳還住有一家人，過道堆滿垃圾，樓梯搖晃，我們攝錄照片留念，同時又喚起幾多懷舊傷感之情。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