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群眾在台灣省專賣局門前抗議。（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47 年 2 月 27 日臺北的一聲槍響，拉開了臺灣現代史的悲劇序幕。然而，這僅僅是「官逼民反」嗎？根據多方秘密史料顯示，這背後隱藏著一場由毛澤東親自布點、華東局直接指揮的武裝暴動陰謀。
2月27日，臺北市大稻埕發生緝菸血案，激起積壓已久的民憤。隔日（2月28日）民眾湧向長官公署請願，卻遭衛兵開槍射殺，火苗隨即延燒全臺。
戰後臺灣經濟崩潰、物價飛漲，加上陳儀政府採取「高度統制經濟」，官員貪污腐敗，文化隔閡導致軍民摩擦不斷。各地士紳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政治改革要求；與此同時，各地的武裝抗爭與「處委會」內部的意見分歧並行。根據胡佛檔案館研究學者林孝庭對《蔣介石日記》與檔案的對照，陳儀在臺北與「處委會」談判時，語氣溫和，甚至承諾不派兵、不擴大。然而，他發給蔣介石的電報卻完全是另一種嘴臉。
陳儀在 3 月初秘密向蔣介石要求增援。當 21 師抵達基隆港時，陳儀實際上已經對軍隊下達了格殺勿論的口頭指令。陳儀雖在二二八爆發初期，曾私下安撫地方士紳，實際上卻在電報中要求南京派兵「格殺勿論」，這種「兩面人」手法是造成悲劇擴大的主因。
228事件實際的死亡人數仍有爭議，在早期國民黨官方 (1947) 約 500 ～ 1,000人 當時為淡化衝突，嚴重低估。中華民國行政院研究報告 (1992) 18,000 ～ 28,000人 根據戶籍資料差額與人口模型推算，最權威參考值。228基金會賠償件數 約 2,300餘件 包含死亡、失蹤及受難，但因家屬恐懼或絕嗣，申請數遠低於實數。海外亦有傳聞死亡人數約10萬，但旅美學者程曉農分析當時臺灣人口約 600 萬，若真有 10 萬人喪生，社會結構將全面瓦解。他認為合理的受難（含死亡與入獄）數字應在 2 萬人上下。
1949年十一篡政大典上，謝雪紅（左一）站在毛澤東身後。（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毛澤東的指令 華東局直接領導的省工委
深挖內幕會發現「228 事件」不僅是臺灣的傷痕，更是一場被中共地下黨深度滲透、意圖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預演。中共黨內文獻指出，事件爆發後，臺北的「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迅速被豬共地下黨員滲透。中共利用群眾對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的不滿（如米價飆漲、貪腐），將單純的緝菸血案升級為政治抗爭。
據中共華東局一份內部評估，認為 228 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當時謝雪紅（中共黨員）在臺中組織的「二七部隊」，其骨幹成員多為受過軍事訓練的地下黨員，他們非單純民兵，者是一場有組織的武裝叛亂。事後查證也發現228 事件中共地下黨核心成員名單的確不是普通的抗爭者，而是受過嚴格地下工作訓練、身負毛澤東「解放臺灣」任務的職業特工。據中共中央電文，毛澤東當時對臺灣工委的指示是「號召群眾，瓦解國軍軍心，配合大陸正面戰場。」這說明了 228 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國共內戰在臺灣島內的延伸。那麼盤踞在臺灣、由中共華東局直接領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又是怎麼運作的呢？
蔡孝乾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總指揮，也是當時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籍幹部。事件爆發後，他下令全臺地下黨員「由暗轉明」，發動武裝奪權，試圖建立基層政權。謝雪紅是中共黨員，臺盟創始人，亦是武裝領袖；在臺中組織「二七部隊」，接收國軍軍火庫，與國軍進行正面武裝對抗，也是中共在臺「武裝鬥爭」的旗幟。張志忠為省工委武裝部長，負責軍事策劃，直接指揮嘉義地區的武裝起義，包括圍攻嘉義機場（水上機場），意圖切斷國軍空運補給。
吳克泰為省工委委員單人煽動者角色。事件爆發當晚，他直接參與領導臺北市區的群眾示威，並負責聯繫學生力量，將規模擴大至全島。李媽兜是省工委臺南地區負責人，屬基層組織。在嘉南平原發展大量武裝民兵，配合張志忠的軍事行動，是中共在南部農村的滲透核心。陳澤民是省工委副書記，為聯絡官；負責與上海、香港的中共組織傳遞情報，確保「臺灣起義」的進度能即時報回中共中央。
事件初期，地下黨員混入「處理委員會」，故意提出國民政府無法接受的政治條件（如：軍警繳械、高度自治），目的就是要談判破裂，誘發武裝衝突。據一份流出的華東局內部評估，地下黨被要求「必須見血」，因為只有血案才能徹底切斷臺灣人對國民政府的認同。事實上當時在大陸戰場，國軍正進行「重點進攻」。228 的爆發成功迫使蔣介石從大陸調撥整編 21 師赴臺，這在戰略上極大緩解了中共在山東、陝北的壓力。
中國問題專家明居正教授進一步分析，中共最擅長的就是「奪取群眾運動的領導權」。228 初期是自發性的，但謝雪紅等人的介入，迅速將訴求從「改組政府」轉向「推翻政府」。這就是典型的中共「聯合戰線」策略：利用中間分子，打擊主要敵人（國民黨）。
1949年中共發給謝雪紅的任命狀，任命她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可利用的白癡 「二七部隊」與投共臺人的共同下場
作為 228 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共地下黨員，謝雪紅在臺中的武裝抵抗失敗後，經香港前往大陸，並創立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據悉，謝雪紅因為主張「臺灣人自治」與「地方文化主體性」，被中共貼上了「地方民族主義者」與「右派分子」的標籤，被指控企圖在臺灣搞獨立王國、反黨反社會主義。1957 年底，她在臺盟內部遭到連續十幾場的「鬥爭大會」，被強迫承認自己是「歷史反革命」。
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謝雪紅的處境極其不堪。據當時目擊者回憶，謝雪紅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毒打、掛牌遊街。他們揪著她的頭髮，逼她跪在長凳上「坐噴氣式」。紅衛兵質問她：「妳當年在臺灣為什麼不直接打下臺北？是不是勾結國民黨？」
謝雪紅在反右運動中被批鬥。（網絡圖片）
1970 年，這位曾叱咤風雲的「二七部隊」靈魂人物，在孤獨、貧困與病痛中於北京去世，死前仍背負著「特務」罪名。除了謝雪紅，絕大多數參與 228 後撤往大陸的基層成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幾乎無一倖免。楊克煌是謝雪紅的親密戰友 長期被監視居住，在文革中遭到殘酷批鬥，精神受到極大折磨。周明 228實際參與者、臺盟幹部 1958 年被定為右派，下放勞改，家破人亡。撤往大陸的臺籍青年學生軍或基層民兵在 1950 年代「肅反」與文革中，多被懷疑是「蔣幫潛伏特務」；因為他們「了解臺灣地理」，被中共懷疑隨時想逃回臺灣或為美軍領航。
中共的邏輯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群臺灣共產黨人（臺共）雖然幫中共打了 228 這一仗，但他們的思維帶有太強的「自主意識」與「民主傾向」。對毛澤東來說，這群人是無法被徹底「馴服」的，因此必須在建政後迅速剷除，以免他們影響對臺工作的絕對控制權。更何況，中共內部有一套嚴格的「政治成分」等級。臺灣撤退回來的幹部，既沒有參與過長征的嫡系背景，又在「白區」（國民黨統治區）待過太久。在中共眼中，這群人是「不潔淨的」。228 事件只是中共奪權的棋子，一旦棋局結束，棋子就是多餘的負擔。中共在 1950 年代無法攻占臺灣，需要找人負責。蔡孝乾的變節與謝雪紅的「自治主張」成了最好的藉口。中共將 228 的失敗歸咎於這些人的「右傾」與「背叛」，藉此掩飾其軍事戰略上的無能。
蔣介石3月中旬給陳儀的電文，口氣嚴肅：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違令論罪。（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228 事件讓中共在國際宣傳上獲得了巨大紅利
旅美學者程曉農並指出，要理解二二八，必須放在「國共內戰」的大背景下。當時蔣介石的眼光盯著延安與東北，臺灣被視為後勤基地；當時臺灣的惡性通貨膨脹雖有政策失誤，但中共地下黨在民間散播謠言、囤積居奇，加劇了基層民眾對陳儀政府的仇恨。他強調，228 是一場「裡應外合」的戰略騷擾，目的是牽制國軍在長江以北的兵力調度。一旦基地不穩，蔣的直覺就是用「軍事手段」快速平定，而非「政治協商」。這種「軍事第一」的思維，是悲劇的制度性原因。
胡佛檔案館東亞館館藏主任學者林孝庭的研究中分析，1947年的蔣介石正處於國共內戰的焦慮期；蔣介石最初對臺灣局勢的認知，高度依賴陳儀的電報，陳儀早期為了掩飾治理無能，將二二八定性為「受中共與日本遺民煽動的叛亂」，這直接導致蔣介石決定派兵調遣（如 21 師）。學者林孝庭認為二二八並非蔣介石預謀的屠殺，而是在資訊不透明、行政體系崩壞下的連鎖反應。
前美國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顧問余茂春從冷戰與地緣政治角度切入，認為二二八已被中共高度工具化。雖然起因是國民黨治臺無能，但中共隨後的宣傳完全扭曲了事件本質，將其包裝成「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共產國際在亞洲擴張的一環，也是後來蔣介石在臺推行長年戒嚴的戰略心理陰影。他直言，228 事件讓中共在國際宣傳上獲得了巨大紅利。中共將此事件定調為「反法西斯鬥爭」，成功在美國政界與輿論界塑造了國民黨「殘暴、腐敗」的形象，直接影響了後來美國對蔣介石的援助決策。他認為，中共是 228 事件在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