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2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學生在靜坐示威結束後向中共前領導人、自由派改革家胡耀邦致敬。（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6月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2026年6月1日，臨近六四37週年還有兩天，當年的89學運和六四屠殺事件的親歷者清華學子李恆青在接受《看中國》專訪時，復盤了當年參加運動和學生、市民被屠殺的場景的細節。「歷史是由一個一個的細節組成的。沒有細節，就沒有真實的歷史。」 他表示，作為六四屠殺的倖存者，從那以後，每年的6月4日，他都絕食24小時，以銘志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
與運動的意外相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時候我是清華大學化學系大四的學生，也是化學系的學生會主席，離畢業還有一年。
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有時間關注外面的世界。實驗室裡有一個很大的無機實驗要做，要燒馬伕爐，好幾個同學輪流值班，一連兩個禮拜。再加上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現在的太太——那時候正好得了肝炎住在北大，我還要騎自行車去給她送吃的、幫她做點東西。所以根本無暇顧及清華發生了什麼。
但我知道有事情在發生。清華十食堂外邊有一面牆，就像北大的三角地。那面牆上貼滿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學生、老師、知識份子們從最初對胡耀邦的懷念，到感慨他被處理得不公，再到提出訴求：新聞輿論自由，懲處官倒。但那時候大家非常理性，非常沉穩——這是清華的作風，清華的學風始終如此。
一句"罷課" 就這樣說出口了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出殯。那天我離開化學館，騎著自行車回宿舍，準備洗個澡吃點東西。路過十食堂，大字報已經鋪滿了整面牆。回到宿舍，學生會辦公室裡堆滿了人，學生們一見我回來，就使勁叫喊：
「我們要罷課！我們要罷課！」
我愣了一下，說：怎麼好端端的，都不上課了？我剛從實驗室回來，這怎麼回事？
他們告訴我，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聚集，要求進去參加追悼會，不讓進。三個學生代表去遞請願書，沒人來接。三個人跪下去，跪下去了，依然沒有人來接。
我一聽，火了。我說，這怎麼叫人民的政府？學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來表達自己的基本訴求，你連一個人都不派來，這太過分了。
就這樣，我說了一句話：「那就罷了，罷課。」
說完，我去洗澡了。
洗完澡回來，九食堂外頭的牆上已經貼出了佈告：清華大學化學系全體罷課，落款是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會。動作真快。我看了一眼，沒當回事，就回去了。
沒多久，電話打來了。是校黨委學生部的部長——陳希，就是後來習近平最信任的人事總管。我們兩個從高中起就是朋友，關係很近，所以他直接問我：
「恆青，你知不知道你們系貼出來罷課了？」
「知道。」
「你同意了？」
「同意了。」
「……你怎麼想的？」
我說：政府應該是人民的政府。學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要表達自己的願望，結果還要跪下來，跪下來了還沒人來接待——這就不是一個人民的政府，當然應該抗議，當然應該罷課。
他一看跟我說不下去了，就挂了。
一萬人 一個十字路口 我來想辦法
第二天，罷課誓師。消息傳出去，十食堂前的十字路口聚集了將近一萬人。清華當時本科加研究生也就一萬兩千人，這一下來了將近一萬，就一個十字路口，根本沒有場地，亂得不像話。
那時候李玉琪他們已經是第一波站出來的，正在現場拉廣播喇叭，準備當會場。我一看，這怎麼行，一萬人擠在十字路口，踩踏事故怎麼辦？我跑過去跟他們說：在這兒開不了會，換地方。
他們說：人都來了，怎麼換？
我說：到東門外、主樓前頭，那裡有一大片空地。你們把線拉了，先過去，剩下的人我來帶。
他們半信半疑，但還是去了。
我回頭，跟學生會的朋友借了一個小喇叭——就是開運動會用的那種——拿著喇叭，在人群裡喊：「各系學生會主席，都到我這兒來！」
清華有三十六個系，絕大多數學生會主席都認識我，也都是我朋友，結果都來了。我說：第一，回去把旗子拿來；第二，一個系一個系地帶隊，往南門走。
遊行路線怎麼走？我說沒有，一會兒告訴你。
我把最信任的自動化系學生會主席王衛東叫來，讓他先帶隊出發。自己騎著自行車，邊走邊畫路線，然後騎車送過去。就這樣，清華的隊伍打著旗子，一個系一個系地拉起來，溜了一圈，最後落到主樓前的空地上，隊伍排齊，坐下來——這就是罷課誓師大會。
話筒交給李玉琪他們，我回系裡了。我那時候，還沒有打算正式參加這場運動。
「學賊」與廁所裡的密謀
當天晚上，組委會開會。我本來只是去觀察，沒想到進門一看，三十多個代表，意見紛紛，吵成一鍋粥，根本沒有執行機構，幹不了任何事。翟學魂來叫我，我說這不行，要幹事就得選常委，有執行機構才能行動。大家一聽同意，結果一選，把我給選成了常委。
我連組委都不是，就這樣成了常委。五個常委：李玉琪、我、楊文明、張明，還有一個記不清了。翟學魂抱怨說，他積極參與，兩次選常委都選不上；我消極旁觀，反而每次都被選中。
四月二十五日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學校聯絡了教委和國務院，提出對話——條件是：學生會代表五人、研究生會代表五人、自治組委會代表五人，共十五人。
消息一來，他們問我：對還是不對？
我猶豫了，說：我去上個廁所。
李玉琪和翟學魂跟著我上廁所，在廁所裡堵著我問：你到底怎麼想的？
我說：應該對。你們現在不想推翻共產黨，對吧？那我們就是要改變現狀，改善國家。那就應該讓訴求上達天聽，也要聽聽他們怎麼說。這是一個溝通的機會。
他們倆一聽，同意了。三個人在廁所裡，瑟瑟發抖地談完，回到會場。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立刻炸了鍋。反對聲一片——說清華單獨對話，是破壞整個北京學生運動，這個罪名承擔不起。
這時候，鋒鎖站出來，指著我說：「李恆青是學賊。」 原話。就這四個字。
理由是：我從高中就入黨，是共產黨員，當過清華附中校團委書記，現在還是學生會主席、團委副書記——你說他不是打入我們內部的是什麼？
我當時很激動，但我知道——如果我強行推動對話，「學賊」就坐實了；如果我退讓，開班代表大會，這件事大概也很難推成。
沒有辦法。我說：那就開，開班代表大會。
清華有三百六十多個班。我們封鎖了西街教室，一個五百多個座位的階梯教室。大喇叭一響，各班代表自報，糾察隊驗明身份。來了三百多四百個人。
我站在那個階梯教室裡，掃視了一下——清華的班代表裡好多是清華附中出來的，認識我的人太多了。我估摸著，百分之七十能被我說服。
結果，我正講著，一個學生站起來，喊了一句：「李恆青是學賊。」 會場立刻亂了。
周鋒鎖急哭了，他覺得這是出賣，跑進來要打我。糾察隊把我們倆分開。
大會就這樣流產了。
散會往回走的時候，校園的廣播正在讀《四二六社論》。風聲鶴唳，殺氣騰騰。一封一封辭職信送到我手裡，組委會委員們紛紛辭職，最後剩下七八個人。
我就坐在那兒，欲哭無淚。
過了一會兒，周鋒鎖進來了，握著我的手說：「恆青，看來你的判斷是對的。我錯了。」
那一夜，我們堅持開了新聞發布會，向記者解釋流產的原因。發布會結束，我已經四天沒睡覺，純粹暈過去了，被車送到朋友家，睡了整整四十八小時。
四月二十七日那場大遊行，我完全錯過了。
廣場上的生命線
絕食開始後，我上了廣場。組委會重新整合，又一次把我選為常委，還給了我一個職稱：清華行動總指揮，同時挂了一條寫著"總糾察"的布條。
那時候廣場上人山人海，最高峰時清華的學生有五六千人，教授、系主任、系黨委書記也都來了，給大家送飯，勸絕食學生停止絕食。
清華學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拉起生命線。
廣場上有上百萬人，絕食學生隨時休克，救護車根本開不進去。我們想辦法，拉起一條通道，讓救護車能夠進出，保住那些倒下去的同學的性命。
我掛著「總糾察」的條子，沿著生命線來回巡視。倒不是因為人家認識我，而是這條子給了我一個通行特權，到哪兒都能進。
有一次我走過去，生命線上的學生朝我喊：
「哎，總糾察！能不能整點煙來？太睏了，堅持不住了！」
我把雨衣脫下來，捧著，跑到圍觀的市民那裡，說：大哥大姐叔叔阿姨，能不能把兜裡的煙貢獻一點？
結果，大家都從口袋裡掏出煙來，給我抱了一大包。我讓同學拿去沿線發煙。
那一刻，我非常感動、非常感動。
最後一夜
六月三日，我已經精疲力竭，回到清華校醫院輸液。護士把我安置在床上，葡萄糖一打，馬上睡著了。
下午，廣場那邊來人了，截了一輛車，拔掉我手上的針，把我拉上車就走。路上才告訴我：木樨地那邊已經打催淚瓦斯，今晚可能要有大行動。
我趕到廣場，清華只剩一個帳篷和一面旗。我進帳篷躺下，說：養精蓄銳，晚上不知道要折騰到幾點。
周鋒鎖也躺在我旁邊。睡不著。
外頭來了同學，說給你一個鋼盔，一個防毒面具，繳獲來的。我說：「把所有繳獲的東西全部收起來，誰都不能戴。」 我們的原則是不抵抗，如果戴著這些，那就是打擊目標，要被重點對付。他們一聽，都把東西堆在一邊。
漸漸地，槍聲越來越近。天上開始出現曳光彈——後來才知道，衝鋒槍彈匣裡十顆子彈會壓一顆曳光彈，打出來拖著一道光。那些光在天上織成了網，密密麻麻。坦克和裝甲車衝進來，圍著廣場轉。
燈滅了，又亮了。市民們點燃油桶照明，人民大會堂門口、歷史博物館門口、金水橋後邊，全站滿瞭解放軍。他們坐地鐵進來的，一直藏在裡面。
受傷的、打死的，一個一個被送進來。我看見一個同學，胸口被炸開一個大洞。他的同學跪下來求醫生：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把他送到大醫院去。醫生看了看說：進不去了，裡面都是人疊人，後備箱蓋上也放滿了人。再說，他……已經救不了了。要救那些還能活著的人。
那個同學就在那兒哭，嚎啕大哭。
後來，侯德健砸槍，我就在邊上，也幫著一塊兒砸。我們堅持：非暴力不抵抗。
最後表決：撤，還是不撤？
此刻廣場上還有一萬到兩萬人，多數人同意撤。我們的任務，變成了：把這些人活著帶出去。
清華打起校旗，我帶著隊伍第一個走。剛要出去，解放軍開始打紀念碑，碑上的燈打掉了，碎石子飛濺，我身上都能感覺到。
出去了以後，我又回來了。因為還有很多學生和市民不肯撤。我們拉起人牆，手拉手，把所有人往外圈，一點點往外退。我拿著喇叭，面對著人牆往後退，後邊就是坦克。
最後那一關，解放軍衝過來，槍聲大作。我背對著大門，不知所措。突然，幾個人迎面衝過來，抓著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架起來，再落地，已經到了大柵欄的斜街上。
是北京的市民用自己的身體把我們架出去的。
尾聲
那一夜之後，六月四日晚上，我踏上逃亡（東北）的路。後來，我主動回到清華。1989年8月被捕，關進昌平看守所，轉到秦城監獄。1990年7月，獲釋。
2000年，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不太願意講這些事。每次揭一次，就傷心一次。但有時候你知道，咱們這一代人，就像每年六四都會自發絕食一樣——沒人要求你，你也沒人想去做什麼，只是對原來的同學、那些市民，一種尊重。畢竟，我們一塊兒同出生入死過。
歷史是由一個一個的細節組成的。沒有細節，就沒有真實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