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政法大學學生六四絕食。（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The Epochtimes劉建攝）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究竟是一場中共口中的「武裝暴亂」，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壯烈、最純潔的「非暴力抵抗」？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會主席、當年的廣場常委李恆青，在其生死回憶中揭示了兩段不容抹煞的關鍵細節。本文結合大量第三方權威歷史文獻，與讀者一同還原一個被刻意掩埋、始終堅守非暴力原則的民主黑夜。
鐵證之一 拒佩戴繳獲鋼盔阻斷鎮壓之藉口
在六月三日深夜大軍壓境、催淚瓦斯與裝甲巨輪隆隆駛來的緊迫時刻，部分熱心市民送來在路途中繳獲的鋼盔與防毒面具。李恆青卻當即下達死命令：「所有人繳獲物品全數堆放，誰都不准戴。」因為，和平的本質在於絕對的道德清白，穿戴護具會立刻在極權宣傳的鏡頭中成為「武備軍事化」的偽證。
鐵證之二 與侯德健當眾砸槍自我捍衛道德高地
若有任何人企圖在天安門發起武裝抗爭，哪怕是為了自衛，在三十萬精銳坦克重兵面前也只是自取其滅，更會親手給極權殺戮蓋上「平叛」的合法印鑒。凌晨，著名音樂家侯德健大倡砸毀零星檢獲的步槍，李恆青毫不猶豫地挺身同行。「我們用重垂砸碎了僅有的鋼槍，我們只用肉身守衛尊嚴。」
病床上的突召風暴來臨的前夜
李恆青時任清華大學化學系大四學生及學生會主席。當時他已連續多日奔波前線，精疲力竭，正在校醫院內靜脈注射葡萄糖。然而廣場戰友緊急將其從病床上拉走，預示著血腥鎮壓與最後的決戰之夜即將開始。
李恆青回憶錄原稿細節
「六月三日，我已精疲力竭，返回清華校醫院進行靜脈注射。護士將我安置在病床上，葡萄糖剛一滴注，我便立刻睡著了。下午，廣場那邊來人攔下一輛車，拔掉我手上的點滴針頭，將我拉上車便走。途中他們才告知：木樨地一帶已放催淚瓦斯，今晚可能會有大行動。我趕到廣場時，清華只剩下一個帳篷與一面旗幟。我進入帳篷躺下，說道：『先養精蓄銳，今晚不知會持續到何時。』周鋒鎖也躺在我身旁，但我們都無法入眠。」
木樨地是六四屠殺中死傷最慘烈的地區之一
六月三日傍晚，三十八軍等戒嚴部隊在此遭到市民赤手空拳的阻攔。軍隊施放催淚瓦斯並直接開槍掃射，拉開了血腥屠殺的序幕。李恆青被推到歷史的風口浪尖，注定要與周鋒鎖等同仁守候廣場的最後防線。
學生運動自始至終是一場愛國反腐、爭取民主的和平抗議。學生甚至成立「糾察隊」維持秩序，保護公共設施、交通和被包圍的孤立士兵。李恆青拒戴鋼盔、侯德健劉曉波砸毀零星繳獲槍枝的歷史關鍵細節，有力證實了學生的自覺非暴力和高度道德自律。
全體中外記者拍攝的客觀畫面中，紀念碑基座學生和平靜坐、全體默哀表決，以及多個親歷者口述中學生「砸槍、退還武器」的一致呼救。
中共宣傳部口徑 「一槍未發」「沒有死一個人」
載於官方文獻：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接受美國NBC電視臺記者採訪時的公開聲明：「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槍未發」，天安門廣場所在地「沒有死一個人」。」
第三方獨立檔案、多重目擊證詞：「廣場內未死人」是典型的玩弄文字遊戲與空間概念的謊言。「一槍未發」的真正意思是發了很多槍；「沒有死一個人」是說死了很多人。
事實上，軍隊在挺進天安門廣場所經之路（木樨地、西單、南池子、前門）大肆開槍射殺，而在天安門現場（如紀念碑漢白玉石被打飛、六部口坦克直接輾壓撤退學生）亦有大量死傷。軍隊開槍掃射紀念碑的探照燈與石雕、學生彈雨中胸口炸開大洞，均是不容置疑的流血事實。
包括《天安門母親》群體數十年來蒐集定位的死難家屬哭訴與證詞、歷史學者吳仁華的計量研究、以及西方各大媒體記者在廣場周邊及復興醫院拍下的屍堆照片與錄影。
中共宣傳部口徑 軍隊平暴死傷慘重
「中共聲稱「軍隊平暴死傷慘重，數十名軍警被殘忍虐殺」，暴亂是美帝與海外分裂勢力挑起的。」軍隊開槍槍殺學生後，學生組織的糾察隊還在保護落單的軍人。
絕大部分軍隊車輛起火與極少數軍警傷亡，皆發生在軍隊向民眾大肆開槍掃射身邊親友、市民忍無可忍起身自衛並設置路障之後。學生的糾察隊甚至曾多次保護落單、迷路的戒嚴部隊士兵，反對任何人動粗。中共宣傳照中的「焚燒坦克」多數是市民群眾在屠殺已發生、同胞遭槍殺後的絕望抵抗之舉，絕非學生主導的武裝威脅。
西方外交官電報（如英國、美國外交解密檔案）、以及記者拍到的學生手拉手擋住憤怒市民，以肉身護送落單解放軍安全離去的珍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