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右）、陳雲（左）出席十三大閉幕會。（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中共黨史的發展脈絡中，1980年代的「雙峰政治」（Dual-Peak Politics）是理解當代中國政局演變的核心密碼。許多人誤以為鄧小平在文革後復出便立刻成為「絕對獨裁者」，但實際上，整個1980年代的中共高層是由鄧小平與陳雲共同主導的「雙巨頭」格局。這套權力結構既推動了中國初期的經濟改革，也因為兩人路線的根本衝突，直接導致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悲劇下台。
雙峰的權力版圖與路線分歧
中共高層的不倒翁陳雲支持鄧小平平反再復出，在1970年代末期兩人又聯手推翻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但當他們掌握國家大權後分歧從未斷過直到六四屠殺時才又齊心了。
鄧小平是以「軍權」護航中共治下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掌握中央軍委主席的絕對軍權。他認為共產黨要生存，唯一的出路是大幅度發展經濟，當然還是要讓權貴子弟們部份人先富起來，於是他放權讓利，也提拔了胡耀邦、趙紫陽作為他在黨政系統的「左右手」，負責在「表面上」衝鋒陷陣。
陳雲是中共傳統計畫經濟的奠基人，出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並掌握中央組織部的人事大權與中央顧問委員會，以黨紀人事把控「鳥籠經濟」；他主張「鳥籠經濟」——市場是「鳥」，計畫是「籠子」，鳥可以在籠子裡飛，但絕對不能飛出計畫的框架。陳雲也極度擔憂鄧小平的開放會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從而動搖共產黨的執政根基。
1983年～1986年，陳雲與保守派元老（王震、鄧力群等）發起意識形態運動，批評改革開放帶來了西方腐朽思想。胡耀邦因為對知識份子較為寬容，被保守派視為「軟弱」，鄧胡之間也開始出現了裂痕。
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雙重夾擊
1986年底爆發全國性學潮，1987年1月陳雲等大佬在「黨內生活會」上嚴厲逼宮，並由鄧小平拍板定案，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改由趙紫陽接任總書記。
1989年夏天，物價闖關政策失敗導致嚴重通膨（陳雲派藉此攻擊市場化改革），隨後爆發天安門學潮。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觸碰了鄧小平和陳雲共同的底線——「保衛共產黨政權」。雙峰在此刻達成絕對共識，趙紫陽被罷黜並軟禁至死。
台灣政大東亞所及中研院政治學所的學者（如寇健文、吳玉山等）在分析中共高層時常指出，胡耀邦和趙紫陽表面上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實質上卻是「雙峰」博弈下的緩衝器與代理人。胡與趙在前方推動鄧小平的改革，但無可避免地會觸碰陳雲設定的「籠子」。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如1988年通貨膨脹），或社會出現要求民主的聲音（如學潮），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元老就會向鄧小平施壓。鄧小平為了維持黨內平衡，並確保共產黨的絕對統治不被挑戰，最終選擇「斷臂求生」，犧牲自己的代理人。
制度化匱乏與「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雙峰政治反映的是1980年代中共體制的「非正式化」。權力的來源不是法定職位（總書記），而是打下紅色江山的資歷與個人威望。鄧與陳都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卻能在幕後隨意撤換總書記。這種依賴「人治」的雙峰平衡極度脆弱，當兩位老人的共識破裂時，體制無法提供合法的解決機制，最終只能訴諸政變式的生活會、軍隊89六四屠殺鎮壓。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常將這段時期視為「放權讓利（鄧）」與「官僚計畫（陳）」的拉扯。鄧小平希望透過經濟分權來換取執政績效，但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黨的絕對控制；陳雲則代表了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試圖用紀律和計畫將權力收歸中央。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悲劇在於，他們試圖在經濟市場化與政治寬鬆之間尋找一條新路，但這條路同時超出了鄧小平（不要政治民主）和陳雲（不要完全市場化）的底線。
儘管鄧小平、陳雲兩派勢力曾在1980年代鬥得不可開交，但在面對中共存亡危機時，陳雲怎麼就堅定的支持鄧小平調動軍隊了呢？難道是兩位是有堅定的「理念」嗎？
大開殺戒 陳雲、鄧小平到底在算計什麼？
要理解為什麼鄧小平與陳雲在1989年願意下令開槍，我們必須拋棄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是公共服務者」的思維。中共本來就是流氓黑幫起家，靠著打砸搶、特務、宣傳滲透情報等暗黑手段竊國，對共匪來說國家當然不是「公共財」，而是他們提著腦袋搶下來的「私有財產」。
靠群眾運動起家打敗國民黨的中共，深知群眾運動的力道，再退讓一步（例如承認學生運動合法、同意與市民對話），共產黨的權威就會像決堤一樣全面崩潰，而不再是中共高層少數幾人的私產，更何況共產黨在歷次運動（鎮反、大躍進、文革）中結下了太多血債；一旦失去手上的權利，他們和他們的家族將死無葬身之地。
當時高層內部流傳著一種極其殘暴的共識：寧可流血，也不能讓政權變色。開槍的代價只是國際制裁和短暫的經濟停滯，但不開槍的代價是「亡黨亡國」。在政權存亡面前，平民的生命在大佬們眼中只是維持穩定的統計數字——「殺二十萬，保二十年」。
可以說「紅色家族龐大利益」也是1989年天安門學潮最初爆發的核心導火線之一。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鄧小平推行了「價格雙軌制」（同一個商品，有低廉的國家計畫價格，也有高昂的市場價格），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那麼誰能拿到低價的「計畫物資」拿到市場上高價倒賣？當然只有掌握權力的黨內高官及其子女（太子黨）可以利用父輩的批文，一夜暴富。
1989年學生上街，最初的口號除了悼念胡耀邦，最響亮的就是「打倒官倒」、「反腐敗」，直接戳中了紅色家族的痛點。如果向學生妥協，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獨立的法治與監督，這群太子黨的財路將被徹底切斷，甚至面臨牢獄之災。
六四事件大屠殺後，據多位黨史專家與內部文獻披露，陳雲直接說出了心中的盤算：「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我們的祖墳。」爾後中共「權貴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利益分配格局就此底定。
為了保住中共高層少數幾位大佬子子孫孫的特權利益，別人的孩子被壓成肉泥也再所不惜，然而最可悲的是這樣的血腥獨裁政權還有眾多的小粉紅、政客為其搖旗吶喊，著實是沒分清「中共」與「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超級大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