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中國中部湖北省宜昌市的長江巨型水電項目三峽大壩正在放水（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6月18日訊】趙紫陽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輕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鵬這樣的小人。——王維洛
【摘要】
趙紫陽說：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趙紫陽說：如果我在台上，（三峽工程）是要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因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難以預料。
筆者評論：把三峽工程的決策留給後代人去處理，這是非常睿智和正確的決定。可惜，趙紫陽沒有能夠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這是命運使然。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三峽工程（200米方案）又重新提到議事日程。湖北省積極支持，四川省堅決反對，因為淹沒損失太太，移民人數太多，而且四川省擁有豐富的水能資源，也需要開發。當時趙紫陽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應付四川省的反對，水電部提出一個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這是一個不易被人設破的騙人方案，因為壩頂高程為海拔175米，洪水來時可蓄水至海拔173米。海拔150米至173米之間的居民需要離家去山坡上「跑洪」。1980年7月鄧小平坐船經過三峽地區，在船上聽取了魏廷琤關於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匯報。船到武漢後，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開會，鄧小平表態支持三峽工程（150米方案），有兩個主要理由，第一，年發電量1100億千瓦時；第二，萬噸輪船可從上海直達重慶（筆者註：如今三峽水庫蓄水位海拔175米，比150米高出25米，但是這兩個目標依然沒有實現）。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表示支持。但是趙紫陽執行不力。1982年趙紫陽曾經與李銳討論論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李銳回憶說，趙紫陽是比較贊成他的看法的，並將李銳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作為全國水利工作會議一號文件予以分發。1982年12月，鄧小平再次表明態度，支持三峽工程方案，要求國務院看準了就不要動搖。
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並計畫於1986年開工建設。1985年三峽省籌備組成立。
國務院的決定遭到國內外廣泛的反對，特別是來自全國政協的反對。那時人們追求的是依法治國和民主、科學的決策。三峽工程反對派由此形成。
1986年趙紫陽和李鵬分別帶隊考察三峽地區，在萬州匯合。考察結束後做出三個決定：擱置三峽工程1986年開工建設的計畫；撤銷三峽省籌備組；進行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考察結果和決定時說，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難辦的是政治問題。……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鄧小平的回應是：上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政治問題會更大，只要技術和經濟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應該上。可見1986年時，趙紫陽和鄧小平對於三峽工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分歧。趙紫陽怕上三峽工程後問題變大，傾向於把決策交給下一代人。而鄧小平不怕問題變大，展現出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大無畏精神。
1988年底三峽工程論證分專業組論證階段結束。有消息傳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將在1989年的兩會上審查和決策三峽工程。以李銳、周培源和孫越崎為代表的三峽工程反對派在1989年2月底兩會召開之前，公開發行了戴晴女士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將反對三峽工程的理由告訴中國民眾。雖然1989年兩會的議程中並沒有審查三峽工程的任務，但是兩會代表還是十分關注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
1989年4月3日，李鵬率姚依林等三位副總理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現在治理整頓期間的計畫以及將來的八五計畫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畫。這是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常委會做出的決定，反映了趙紫陽要把三峽工程決策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做法。
三峽工程涉及中共幾大家族的利益。當王震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惱怒。王震立即給錢正英、李伯寧和魏廷琤寫信，要求他們邀請專家，為他提供簡言易懂的炮彈，他要告狀。一天後錢正英就給王震回信，提供材料。1989年4月14日王震邀請錢正英、李伯寧和魏廷琤等與多位專家去家開座談會，攻擊三峽工程的反對派，表達對趙紫陽所作的決定的極度不滿。王震將座談會的內容整理成上告的信件，呈交當時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與黨和國家作決策各同志，要求三峽工程應即開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點燃了影響深遠的「八九學運」。鄧小平在李鵬、王震等的支持下，做出了讓趙紫陽下臺的決定，並決定動用解放軍的野戰部隊鎮壓學生運動。
筆者認為，王震出面反對趙紫陽「五年之內不上三峽工程」的決定，這是八九六四血腥鎮壓的前奏，因為趙紫陽的決定危害到中共幾大家族的利益。趙紫陽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輕信、提拔和重用了李鵬這樣的小人。
一、孫中山、薩凡奇和毛澤東設想的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三峽工程
談到趙紫陽與三峽工程，就不得不扯遠一點。總是有人說，長江三峽工程這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
1918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3]中提到了三峽工程的設想：「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可見孫中山要建設三峽工程，其主要目的是改善長江航道的條件，順便還可以利用水能發電。按照這個工程目標，民國時期，曾提出過不同的方案，有一級低壩的方案；有兩級低壩的方案；還有多級低壩的方案。後來建設的長江葛洲壩工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江流域辦公室的造反派從檔案櫃中翻出民國時期的低壩方案，在三峽的出口建造了葛洲壩大壩，硬說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44年，國民政府為了戰後的復建，開始著手制定五年工業發展計畫。時任國民政府戰時生產局經濟顧問的美國人柏斯克提交了一份題為《中國利用美國貸金建造水力發電廠及還款擬議》的經濟報告，建議在三峽建造發電裝機容量為1050萬千瓦的水電站，同時再建造一座年產500萬噸的化肥廠，利用廉價的電力製造化肥，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工程資金由美國政府提供貸款。1944年5月10日，美國工程師薩凡奇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邀請來到重慶，並立即趕赴三峽進行實地考察。1946年3月，薩凡奇再次來到中國，對三峽壩址實地勘測。
按照薩凡奇工程師的設想[4]，建設三峽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發電，共安裝96臺水輪發電機組，每臺機組容量11萬千瓦，總裝機容量1056萬千瓦，年發電量為817億千瓦時。（筆者註：現在三峽工程總裝機容量2250千瓦，2020年11月三峽工程通過全面竣工驗收後的五年，累計發電4230億千瓦時，平均年發電量為846億千瓦時，發電效率遠遠不如薩凡奇的三峽工程）。壩址在宜昌上游5至15公里的南津關至石牌之間（筆者註：即現在的葛洲壩大壩處），壩頂高度約250米，抬高低水位約160米（筆者註：蓄水位海拔200米）。水庫總蓄水量617億立方米（筆者註：現在三峽水庫的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工程造價估計10億美元左右，計畫用8年時間完竣。後來由於國共內戰開始，薩凡奇的三峽工程被擱置。當年負責邀請和接待薩凡奇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當年陪同薩凡奇到三峽壩址實地考察、並到美國考察學習建設大壩工程的陸欽侃先生，後來反而都成為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軍人物。
1953年2月毛澤東乘坐長江艦」從漢口到南京。在輪船上毛澤東聽取了長江水利委員會（有時改名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關於長江流域規劃的匯報。林一山匯報了準備在長江許多支流修建水庫的規劃。毛澤東問他這些支流水庫加起來能不能抵上三峽一個水庫。林一山否定了。於是毛澤東指著地圖上三峽口說：「為什麼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就先修那個三峽水庫，怎麼樣？」[5]於是就有了毛澤東的三峽工程夢，以解決長江洪水問題為工程主要目標。
可見，孫中山、薩凡奇和毛澤東設想的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三峽工程，一個以改善航運為主要目標，一個以發電為主要目標，一個以防洪為主要目標。
二、南寧會議上李銳和林一山關於三峽工程的御前公開辯論阻止了「高峽出平湖」
1953年2月毛澤東提出建設三峽大壩，要把長江洪水洪水在三峽卡住。緊接著中共政府邀請蘇聯專家來華幫助規劃設計三峽工程，蘇聯的飛機詳細地航測了長江流域的關鍵地區。1956年毛澤東又寫下「高峽出平湖」的詩句，建設三峽工程的呼聲很高。林一山撰文吹捧三峽工程，提出水庫蓄水位海拔235米，水庫庫容1000億立方米。時任水電局局長的李銳撰文予以反駁。1958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在編製的《長江流域規劃》[6]寫道：徹底征服長江，根本改變長江流域的自然面貌，綜合利用它的豐富資源，以適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規模建設的需要，這是一個非常宏偉的計畫。並在《為什麼必須以三峽為主體進行流域規劃呢》一節中寫道︰「這幾句話（指毛詩詞中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殊」），概要地說明瞭這一偉大河流上主體工程的前景。這是因為三峽樞紐在防洪、發電、灌溉與航運等主要的綜合利用方面是指標優越和對全江有顯著影響的工程。」「高峽出平湖」等詩句竟然成為了建設三峽工程的理論依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舉行全會要討論三峽工程上馬問題。毛澤東接受了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意見，讓支持和反對三峽工程的林一山與李銳到南寧會議上陳述他們的意見，好讓大家有個全面的瞭解。林一山先講，講了兩個多小時。李銳後講，只講了半個小時。最後是李銳的意見說服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決定推遲三峽工程的決策。李銳主要講了兩點，第一，長江洪水的起源和明朝以及後續政府錯誤的治江政策；第二，目前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沒有這麼大的用電需求。中共南寧會議後，1958年3月周恩來帶李銳等到三峽壩址視察。周恩來決定將林一山建議的三峽工程的蓄水位從海拔235米降低到海拔200米，並規定重慶至未來三峽工程壩址處未來基本建設紅線不允許超過海拔200米。中共南寧會議和周恩來視察三峽工程壩址的結果是擱置了三峽工程的上馬。從1958年到1969年三峽庫區靜悄悄的。1958年與李銳一樣對三峽工程持反對意見、而在1986年擔任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的潘家錚認為[7]：「李銳在五十年代反三峽(工程)立了大功，那個時代沒有能力、沒有需要搞三峽(工程)，草率上馬，後果嚴重。」
三、從西德進口1500毫米軋鋼機引發再次上馬三峽工程的呼聲，被毛澤東以「戰爭安全問題」予以拒絕
1969年中國有機會從西德進口1700毫米的軋鋼機。軋鋼機將安裝在武漢鋼鐵廠，這是為在湖北西北山區的第二汽車製造廠製造坦克提供鋼板用的，這也是中共打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進口的大型軍民兩用設備。由於華中電網的規模太小，無法滿足1700毫米的軋鋼機啟動電流的需求，迫切需要擴大華中電網的能力。於是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和水利電力部革命委員會主任錢正英向毛澤東打報告，要求建設三峽工程（200米方案）。毛澤東回答說：「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頭頂一盆水，你就能睡得著覺？」於是湖北省和水利電力部提出在長江干流三峽出口處建設一座低壩的方案，即現在的葛洲壩工程，當時稱330工程。毛澤東在1970年他生日的那天批准了這個方案。當時被打倒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堅決反對建設葛洲壩工程（筆者註：葛洲壩壩址有利於形成大的水庫庫容，而不像現如今的三峽水庫是一個狹長的河道型水庫）。由武漢軍區、湖北省軍區和宜昌軍分區領導建設的葛洲壩工程進行得十分不順利。最後周恩來不得不將工程停止下來，請出林一山來主持葛洲壩工程的建造。林一山答應出山的條件是，建完葛洲壩工程，就上馬三峽工程。周恩來說，先建完葛洲壩工程後再說三峽工程。林一山在葛洲壩工程調集了十餘萬水利工程建設人員，並將他們在宜昌市永久安置下來。並且利用建設葛洲壩工程的機會，大量購置建設三峽工程所必須的大型機械設備。葛洲壩工程沒有建完，周恩來和毛澤東等先後去世。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後期，建設三峽工程（200米方案）又擺在議事日程上。
四、趙紫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四川省反對三峽工程（200米方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三峽工程（200米方案）又擺到中共領導的議事日程。湖北省是最積極的推動者，而由趙紫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四川省（當時重慶市屬於四川省）是最堅決的反對者，理由是淹沒損失太大、移民人數太多，還有就是提出先開發四川的水電資源是比上三峽工程更好的選擇[8]。反對意見是由四川省政協、萬州地區人大代表團和四川省水力發電工程協會等機構出面提出，筆者沒有查找到有關趙紫陽本人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但是筆者認為，四川省政協等機構的意見是得到四川省省委和趙紫陽的支持的，這是中共地方政府的下屬機關辦事的規矩。這也提現了如鮑彤先生所指出的：趙紫陽的品格是「把人當人」[9]。
應對四川省的反對，水利電力部提出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四川省只有萬州地區被淹，有移民任務。1999年在水利部歡慶新中國成立50週年大會上，錢正英說出了提出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原因[10]：「想迴避掉一些問題，減少一些矛盾。」筆者以為，錢正英想要避掉的問題，就是避掉與四川省和原省委第一書記、即將擔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矛盾。後來錢正英透露[11]說，「（三峽工程）平時按150米蓄水，如果來了特大洪水，水庫就臨時超蓄，庫區有的地方就要臨時淹沒一下，淹沒地方的老百姓臨時躲避一下，事後再進行賠償。」三峽工程（150米方案）是一個經過精心包裝的騙人計畫，外行人不容易識破，而鄧小平就是上當受騙的人。
五、鄧小平贊成三峽工程（150米方案），胡耀邦、趙紫陽等表示支持
1980年7月鄧小平在女兒鄧榕的陪同下到四川省親。7月11日鄧小平在重慶乘「東方紅32號」輪順江而下至武漢，途中路過三峽地區。鄧小平在船上聽取了長江流域辦公室副主任魏廷琤（原林一山的秘書）關於三峽工程低壩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匯報。鄧小平對三峽工程低壩方案防洪效益不減，移民人數少、投資低、年發電量1100億千瓦時（筆者註：其實是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方案的能力）和可使萬噸輪船（筆者註：多艘貨船組成的萬噸船隊）從上海直達重慶特別感興趣。船到武漢後，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和姚依林等到武漢開會。鄧小平在會上說：「輕易否定搞三峽工程不好。」鄧小平表示支持三峽工程（150米方案），胡耀邦、趙紫陽和姚依林等也表示支持。
1980年，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的領導下，三峽工程的比選方案開始。李銳回憶說，那次方案比選比較客觀，各種反對的意見都能夠表達出來，所以也就遲遲定不下來。
1982年趙紫陽曾經與李銳討論論過三峽工程的問題[12]。李銳回憶說，趙紫陽是比較贊成他的看法的。李銳將他撰寫的《對水利工作的意見》上報中央，趙紫陽批轉給1982年7月召開的全國水利工作會議，作為會議的一號文件。
1982年11月24日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表態說，「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鄧小平的表態，十分明顯是說給胡耀邦和趙紫陽聽的，對國務院的遲疑不決表示不滿。
之後國務院對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審批行動正式開始。1983年3月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提交《三峽水利樞紐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5月由國家計委主持審查通過。
六、趙紫陽提拔李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
1983年6月，李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能源、教育和交通，分管重點建設、電子科技、環境保護、重大設備製造等。
1984年2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三峽工程問題，決定三峽工程採用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同意開始前期準備工作。會議還決定成立相關籌建機構。同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准150米方案，要求「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壩頂高程175米設計。」擬定於1986年正式開工。隨後，水電部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加緊編製150米方案初步設計報告。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成立，李鵬任組長。李鵬擔任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後規定，在黨中央做出決策之前，任何人不准在公眾場合，包括報刊、雜誌、書刊上發表關於三峽工程的言論。1984年6月，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發出通知，成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備組，陳賡儀任組長。198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成立三峽省籌備組，原水利部副部長李伯寧任組長。三峽省包括湖北省宜昌地區和四川省萬州地區，以及湖北省恩施地區的一小部分。三峽省籌備組的駐地在湖北省宜昌市。
筆者以為，趙紫陽一生最大的錯誤就在於，1983年6月將李鵬由部長級的水電部副部長破格提升為副總理，主管能源等重要部門。1984年又任命李鵬為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負責三峽工程事宜。後來於1986年又任命李鵬為國務院總理，成為僅次於自己的實權人物。諸不知，李鵬表面上服從和支持趙紫陽的領導，實際上利用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和總理的職務，在國務院組成由「紅二代」、「留蘇派」、「自己人」組成的班子，以至於到八九六四時在鄧小平一幫政治老人的支持下，一舉將趙紫陽推翻。
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決定，本不是最終的決定，關鍵在於「原則批准」一詞。中文的表述，本來就不是一個十分明確的表述。什麼是「原則批准」？原則批準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批准，要滿足特定的後續要求才能獲得最終批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特定的後續要求就是建造三峽工程的資金來源要有保障。趙紫陽也認為，沒有資金來源，可以阻止和拖延三峽工程的上馬。
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150米方案的決定，隨即遭遇到國內外社會各界，特別是一些專家、社會知名人士，特別是全國政協委員的反對。
1984年10月，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連續召開了五次座談會，討論三峽工程的建設問題。領頭的人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和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組長孫越崎。195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準備上馬三峽工程時，周培源是三峽工程科學研究項目的負責人，孫越崎是薩凡奇來中國考察時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原水利部副總工程師陸欽侃則是陪同薩凡奇考察三峽壩址的中方工程人員。
1985年4月，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期間，共有167位政協委員單獨或聯合提出17件提案，建議三峽工程不要倉促上馬。全國政協委員、原交通部副部長冒著「被開除黨籍」的風險，衝到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的大會上發言[13]，陳述三峽工程對長江航運的危害，反問道：斬斷黃金航道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
全國政協委員們的意見集中在兩點：
第一，國務院原則同意建設三峽工程低壩方案，違背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序；
第二，國務院成立三峽省籌備組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全國政協會議閉幕後，經濟建設組還組織了專題調查組，到湖北、四川開展了一個多月的調研，得出了「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馬」的結論。
1985年李銳撰寫的《論三峽工程》一書出版，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地論述反對三峽工程的著作。李銳《論三峽工程》一書的出版，破壞了李鵬定下的規矩，李鵬在胡耀邦那裡告了李銳一狀。
據說三峽工程（150米方案）也遭遇到主上派的反對。重慶市黨委和黨政府向國務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慶主城區以下，萬噸輪船難以直達重慶，建議將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筆者認為，重慶市黨委和黨政府要求將蓄水位從海拔150米提高到海拔180米的建議，是李鵬和重慶市委書記蕭秧（筆者註：留學東德，也是留蘇派成員）表演的一出雙簧。作為重慶市的父母官，不應該犧牲本地民眾的利益，要求三峽工程提高蓄水位來淹重慶市區的。
根據李鵬的《三峽日記》記載，1985年1月19日鄧小平接見前來參加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和香港核電投資公司合營合同簽字的香港嘉道理勛爵。接見後鄧小平與李鵬談三峽工程，在場的只有李鵬夫人朱琳（筆者註：朱琳為大亞灣核電站引入香港資本牽的線）。鄧小平表態：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蓄水位海拔180米）是個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準備。筆者認為，李鵬的《三峽日記》提供了虛假信息。李鵬的《三峽日記》是2003年公開出版的。2003年之前，中共官方媒體從來沒有報導過鄧小平的表態：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個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準備。從鄧小平的個性來看，他是一個不會公開承認自己錯誤的人。1980年、1982年鄧小平說低壩方案好。到了1985年鄧小平又說低壩方案不好。1985年的鄧小平，否定了1980年、1982年的鄧小平，這人肯定不是鄧小平！鄧小平1997年去世，2003年李鵬的《三峽日記》才出版，鄧小平無法揭穿李鵬《三峽日記》中的謊言。
七、趙紫陽和李鵬分別帶團視察三峽庫區，停止1986年三峽工程的開工建設
國內有全國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反對，國外的反對聲音更響，特別是海外華人都關注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1986年3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表示：對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中國政府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從事的。鄧小平對傅朝樞的表態，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否認了李鵬《三峽日記》所記載的那件事，鄧小平說：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個好方案。如果李鵬《三峽日記》所記載的那件事為真，那麼鄧小平1980年至1986年期間對三峽工程的認知是：低壩方案好——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好——不知道什麼方案好。這是一個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應該有的邏輯思維嗎？
面對全國政協委員們的意見，1986年4月趙紫陽和李鵬分別帶兩隊人馬實地考察長江三峽庫區。趙紫陽趙紫陽帶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潤生、林乎加、楊汝岱、關廣富等人從北京經湖北到四川萬縣。李鵬則帶了錢正英、李伯寧、黃有若和魏廷琤等人，經四川達縣再坐火車到萬縣。4月26日兩支隊伍在萬縣匯合。然後又一起從萬縣坐船沿途考察各縣至宜昌，登中堡島看三峽壩址，在宜昌訪問葛洲壩工程，然後坐火車回北京。李鵬在《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一書中提到和中央領導分別考察三峽庫區，然後在萬縣匯合，開會做出決策一事，但是沒有提到趙紫陽的名字。在《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一書中也沒有一次提到趙紫陽的名字，似乎他從來也沒有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過，或者有過一位叫趙紫陽的共事。
在共同考察途中，趙紫陽作出了重要決定：
第一：擱置國務院關於三峽工程1986年開工的決定；
第二：正式撤銷三峽省籌備組，改為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筆者註：正式文件由1986年5月8日發出）；
第三：對三峽工程進行可行性論證。
1986年趙紫陽對三峽工程作出的這個決定，表明趙紫陽在重大問題決策上的慎重和務實態度。同時也表明趙紫陽在不斷地學習，學習傾聽不同的意見，學習尊重科學民主的原則，學習依法治國，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雖然說，上馬三峽工程（低壩方案），成立三峽省籌備組，這些都來自真正掌權者鄧小平的指示，但作為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都表示過支持。趙紫陽的這個決定，首先需要的是否定自我的勇氣。擱置三峽工程1986年開工的決定，趙紫陽考慮的最多的是水庫淹沒問題、移民問題和三峽工程巨額資金的來源問題。
隨著三峽省籌備組的正式撤銷，原來已經在宜昌市招兵買馬的「三峽籌備省」的一把手李伯寧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北京國務院，擔任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的主任，無法對已經做出封官許願的弟兄們做個交代。從此，李伯寧和趙紫陽、三峽工程反對派就結下了樑子。利用八九六四事件，李伯寧對趙紫陽和三峽工程反對派落井下石，這是後話。
八、趙紫陽錯誤地將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領導權、審查權和組織權交給了李鵬
回到北京後，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了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特別是全國政協的強烈反對意見。同時也匯報了他和國務院同事以及湖北、四川地方領導考察三峽地區後做出的決定。趙紫陽表示了擔心三峽工程可能在全國人大投票時無法得到多數票的憂慮，提出了緩建三峽工程的建議[14]。1986年5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上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政治問題會更大，只要技術和經濟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就應該上。
鄧小平一語道破：三峽工程的決策，不是工程技術和工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鄧小平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只要有政治需要，三峽工程的技術和經濟問題都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就一定要上。三峽工程帶來的所謂社會問題、三峽工程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都不在鄧小平考慮範疇之內。但是為什麼不上三峽工程的問題會比上三峽工程的問題更大？鄧小平沒有說清楚。也許就是因為，贊成三峽工程上馬是鄧小平1980年的決定，現在拖了這麼久，還沒有上馬，鄧小平覺得他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而挑戰鄧小平三峽工程決策的，又是鄧小平最不喜歡的社會各界的菁英，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菁英，與1957年、1958年的右派是一丘之貉。
鄧小平說，上三峽工程有政治問題，不上三峽工程政治問題會更大。後來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綜合經濟組的結論，也模仿這樣的說法，上（三峽工程）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全國人大三峽考察團團長陳慕華也這樣的說，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發〔1986〕15號文件）。這是趙紫陽和李鵬考察三峽地區後做出的決定。可惜，趙紫陽將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領導權和組織權全部交給了李鵬。1986年5月5日李鵬曾和錢正英、李伯寧商討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建議中央指定李鵬、薄一波、王任重、程子華對三峽工程論證和審查工作在黨內外進行協調。
1980年是由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主持審查三峽工程的研究報告。1986年6月國家科委負責人已經換人了，主任是與李鵬一起留學蘇聯的宋健。由宋健出面，推薦由水電部負責和組織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水電部部長錢正英擔任三峽工程論證小組組長，水電部的其他負責人擔任三峽工程論證小組副組長，水電部的總工程師、科學院學部委員潘家錚擔任三峽工程論證小組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筆者注，1987年1月潘家錚加入中共，1994年又成為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副院長）。三峽工程論證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分組論證，分十四個專業組；第二階段是綜合論證。
孫越崎等10位全國政協委員在1988年10月《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意見和建議》[15]的上書中指出，論證組織方式不當，不利於科學民主。由原水電部領導組成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11人，全部為水電部正副部長和長辦、三峽開發總公司的領導人，他們都是一貫主張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人。在領導小組下屬的14個專業組，其中10個專業組的組長是水電系統各部門的負責人，其餘4個組也有水電系統的同志任副組長，進行具體工作的14個工作組組長全系水電系統的同志……這樣的組織方式難免形成「一家之言」。
九、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與趙紫陽的意見是「不謀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中指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1987年由田方（筆者註：原習仲勛的秘書、陝西省寶雞市市委書記、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和林發棠主編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的一書由湖南科學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續）》相續出版）。
1988年底三峽工程專業組論證結束，傳來1989年兩會期間將討論三峽工程上馬的問題。三峽工程反對派十分著急，決定在1989年兩會之前出版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書，將書送到兩會代表手中，以此來影響三峽工程的決策。根據戴晴女士的回憶，由三峽工程反對派之一、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林華找到戴晴的母親（筆者註：他們在延安時期相識），請戴晴擔任該書的主編。戴晴又找到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許醫農女士得到幫助，獲得書號。1989年2月底由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第一批書中大部分被送到了兩會代表居住的賓館。《長江、長江》一書對當年參加兩會代表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兩會代表談論三峽工程的問題，但是大會並沒有安排關於三峽工程決策的議題。
李銳的《論三峽工程》、田方和林發棠主編的《四論》以及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反映了反對派對三峽工程的主要觀點：
第一：緩上三峽工程，起碼近期不能上三峽工程，起碼「七五」、「八五」期間（1986年至1995年）不能上；
第二：加快支流水電開發，不要把眼球盯在三峽工程上；
第三：三峽工程所需要的龐大資金是當前國力所難以承受；
第四：三峽工程的後續影響，特別是生態環境方面的負面影響，目前還無法認識和無法預測。
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與趙紫陽的「如果我在台上，（三峽工程）是要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因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難以預料」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在此，筆者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趙紫陽還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緩建建議，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指出三峽工程的根本錯誤所在。提出緩建三峽工程的策略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無論緩建還是馬上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建。不是不可建，而是早晚都要建。所以在提出緩建三峽工程的建議時，必須同時指出三峽工程的根本錯誤所在。而黃萬里教授則是指出了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
十、五年內不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這是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的意見在八九六四之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
1989年的兩會並沒有把審查三峽工程列入大會議程。但是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注意到，許多兩會代表都在談論三峽工程。應該說，通過出版《長江、長江》一書，將反對派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和理由告訴兩會代表，對199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投票表決三峽工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三分之一的代表沒有投贊成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1989年4月3日兩會結束，李鵬率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和吳學謙等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根據《人民日報》1989年4月4日報導[16]，荷蘭記者就三峽工程提出問題：「在人大剛開始開會時，一些人大代表對三峽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評意見。前幾天，一些代表還在說，這項工程如果搞的話，將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秩序，我想問李鵬總理：您是否不管有什麼情況，還繼續搞這個工程？」李鵬避其鋒芒說：「我請姚依林副總理回答這個問題。他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顯然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姚依林說：「三峽工程現在有爭論。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現在治理整頓期間的計畫以及將來的八五計畫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畫。因此現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爭論。將來如果要上三峽工程，肯定是要經過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議現在這個問題不必繼續討論。」
姚依林表示，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現在治理整頓期間的計畫以及將來的八五計畫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畫。筆者認為，姚依林是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表態的。在1989年兩會舉行前或者在兩會舉行期間，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三峽工程問題達成共識，三峽工程的論證還沒有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現在正處於經濟治理整頓期間，國家財力有問題，所以現在乃至八五規劃，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畫。
十一、王震出面反對趙紫陽「五年之內不上三峽工程」的決定，這是八九六四血腥鎮壓的前奏
「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1989年4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委副總理姚依林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態，讓一向積極支持三峽工程早上快上的王震十分不高興[17]。顯然這是以趙紫陽總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不久前做出的決定。姚依林不會反對，李鵬也不會當著趙紫陽的面表示反對，其他政治局常委支持趙紫陽的決定。
為什麼「三峽工程五年內不上」的報導，讓王震十分惱火？這是因為三峽工程涉及中國幾大家族的利益，王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趙紫陽擱置國務院關於三峽工程1986年開工的決定，並撤銷三峽省籌備組，三峽工程主上派就已經把狀告到王震那裡了。
1989年4月11日，王震親筆給錢正英、李伯寧和魏廷琤寫信稱：「長江三峽水壩建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富的資源開發。她對發電量、防洪、改善大陸氣候、交通運輸、養殖業、種植業等發展，對中國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極其重要」。王震要求他們為其提供炮彈。王震寫道：「請你們費心替我邀請十來位專家，在兩三日內聆聽說明建三峽的簡言易懂的幾個數據，寫上幾句話供我用。務請允諾。此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敬禮!」
1989年月4月12日，錢正英立即給王震回信稱：「總的結論是：三峽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庫區移民是歡迎的，國力是可以負擔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這個報告可於五月底上報，少數不同意見也將同時上報。我們認為，這段論證工作是符合民主化、科學化要求的。」
錢正英在信中寫道：「在第一次協調大會上，李鵬傳達了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筆者註：指趙紫陽）在現場考察三峽後向鄧小平作匯報的情況，大意是：「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他認為，技術、經濟問題都可能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
錢正英接著寫道：「小平同志答，如果技術、經濟可行，還是應上。上有政治問題，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大。」
接著錢正英向王震告狀：「由於幾次專家會議未通過少數同志的不同意見，他們搶先在會外的各種場合，造了種種輿論，還出了好幾本書。」最近印出的一本（筆者註：指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更廣為宣傳散發。這本書歪曲事實，並直截了當地把三峽作為政治問題，公開提出……批評」，面對這種挑戰，「表示中央的意見是：都有道理，五年內不上，現在不必討論，總的精神是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據傳達，在最近的中央工作會上，這位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筆者註：指趙紫陽）還說：‘三峽的問題搞僵了，中國的事難辦。’」
錢正英向王震明確表示，不同意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的「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的做法。錢正英認為：「三峽建設，涉及江河治理和能源交通建設的大局，需在長遠規劃中早定。三峽庫區的問題，更需及早明確決策，不能再拖了。」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沒有解決反對者的「政治挑戰」。1986年已認識到這是政治問題，當時的對策是退讓，收回成命，重新論證。現在經過兩年多的論證，在一些人的攻擊下，又決定再一次退讓，把中央和國務院的15號文件也否定了，這樣能解決問題嗎？無原則的退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謠言不加澄清，有理的事不說不辯，攻擊是不會停止的。無原則的退讓損害了我黨的威望，脫離了群眾。如果中央否定了自己所發的15號文件，會使認真執行中央決定、辛辛苦苦參加論證工作的400多位專家痛心云云。
1989年4月14日上午，王震親自出面邀請三峽論證領導小組錢正英、楊振懷、史大楨、陸佑楣、李伯寧等全體成員到家中做客。幾位來客先介紹了一下三峽工程論證情況，接著王震就慷慨發言說：「我也不是什麼水盲、科盲。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聽了你們專家的幾百席話了，還不勝讀兩年書？每年1萬億立方流量白白流到大海裡了，長江天天流，流的煤和油！實在讓人心疼。現在美國佬也在到處造輿論，說一修三峽，風景就完了。三峽是國際的著名風景，修三峽必須得經國際認可和批准。這是十足的強盜邏輯。美國現在裝機7萬億多千瓦，水電是8000萬千瓦，他的電夠用了，便造輿論不讓你修。」「把三峽工程說成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壩’，這是典型的外行反對內行。如果再發洪水，死上百把萬人，到時讓誰承擔責任？……不能有錢買棺材，沒錢去治病！什麼破壞了風景，高峽出平湖就是很好的風景。」
王震的發言，代表了三峽工程主上派對三峽工程效益的吹捧，比如，如果再發洪水，死上百把萬人，到時讓誰承擔責任？2003年三峽工程投入使用後，所發揮的防洪效益非常有限，長江洪水依舊逞凶狂。特別是2020年長江上游洪水，重慶寸灘洪水位超過了歷史實測最高水位。長江滾滾向東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事實上，要把滾滾長江東流水，變作電力，需要大量的投資。三峽工程的上馬，不是降低了中國當時的電費，而是拉高了電費。王震把海外對三峽工程的批評，認作是中國的宿敵美國限制中國發展的策略，並把這頂帽子戴到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頭上。確實中國強大了，中國富裕了，但是沒錢去治病的是中國老百姓！沒錢買墓地的也是中國老老百姓！
中午王震請三峽論證領導小組錢正英、楊振懷、史大楨、陸佑楣、李伯寧等全體成員到北京飯店吃了一餐涮羊肉。王震一邊吃著涮羊肉，一邊對坐在身邊的魏廷琤說：「我一生經歷過革命戰爭、屯墾戍邊和建設鐵路，從未失敗過，我深信三峽工程建設一定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
從北京飯店回來後，王震沒有休息，又把錢正英4月12日來信看了一遍，並在信中引用鄧小平「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大」一句的旁邊批示道：「不上就是放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力。八六年推遲動工，我問紫陽同志，他說堅決上。」接著，他在信的抬頭寫道：「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敬請呈報黨和國家作決策各同志，三峽工程應即開工。」
圖5：1991年2月17日王震在廣州召開關於三峽工程的座談會，一連開了三天。會議形成了以王震名義給江澤民、李鵬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信，建議盡快上馬三峽工程。參加廣州座談會的有：王任重、張光斗、嚴愷、張瑞瑾、魏廷琤、楊賢溢、殷之書等，圖片來源：網路截屏
筆者認為，王震出面反對趙紫陽「五年之內不上三峽工程」的決定，這是八九六四血腥鎮壓的前奏，因為趙紫陽的「推遲決策」的做法，危害到中共幾大家族的利益。
十二、趙紫陽的下臺與三峽工程的上馬
王震在北京飯店宴請錢正英、李伯寧等的一天之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中國的歷史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根據趙紫陽回憶錄，1989年5月20日在鄧小平家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李先念、彭真、王震等與三位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還有軍委領導人，會議做出了兩項重大決定：撤銷趙紫陽中共中央總書記等職務和由江澤民擔任新的中共總書記。關於這次特別會議的日期，根據《李鵬日記》是1989年5月19日，那天李鵬是到得較早的一位，鄧小平同志把李鵬叫到書房，鄧小平說，你繼續當總理。接著鄧小平又問：你看江澤民同志當總書記怎樣？李鵬當即表示贊同。
應該在這次會議上也做出三峽工程上馬的決定，由李鵬負責，這是王震在4月14日信中所要求的，也是對在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出力最多、而沒有能從中共第二號領導人更上一層樓的李鵬的獎勵，畢竟「水輪機一響，黃金萬兩」（李鵬語）。參加會議的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都是堅決支持三峽工程上馬的，在後來的決策程式中，李先念、王震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王震家屬在三峽工程中獲利巨大。
1989年7月21日新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來到三峽，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三峽大壩壩址[18]。這是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後的第一次出京視察，距離江澤民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1989年6月23至24日）還不到一個月。1989年7月25日上午回到北京後的江澤民到醫院看望李鵬表示，上三峽工程是必須的。至此，趙紫陽想把三峽工程的決策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想法未能付諸實踐，這是命運使然。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江澤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江澤民像毛澤東那樣，邀請兩位專家錢正英和李伯寧參加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解說三峽工程。毛澤東是邀請了林一山和李銳，兩位與會者意見完全不同，在中央全會上陳述他們的觀點，讓在座的中共領導自己做出判斷。而江澤民邀請的兩個人，錢正英和李伯寧，都是堅決支持三峽工程的人，所以會議也不會有不同意見。這是一言堂和聽取不同意見的根本區別。會議的結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同意建設三峽工程。
但是江澤民遇到了與趙紫陽一樣的擔憂：如果兩個月後的人大審議時，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會成為重大政治問題。根據《李鵬三峽日記》記載，江澤民表示，他將親自到「兩會」黨員領導幹部會上就三峽工程去作動員。1992年3月18日上午，召開「兩會」黨員領導幹部大會，李鵬主持，先講了15分鐘。然後江澤民主講，講了兩個小時。李鵬講了什麼？江澤民講了什麼？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報導。1992年3月18日至今已經過去30多年，中共也沒有將江澤民的講話解密。
1992年4月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對國務院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1767票：
反對177票：
棄權664票：
未按表決器的25票（筆者註：臺灣籍代表退出大會廳表示抗議）。
正好將近三分之一的代表沒有投贊成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趙紫陽所說的：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難道趙紫陽真有穿越時空、預見未來的能力？
當年趙紫陽說：如果我在台上，（三峽工程）是要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因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難以預料。那麼趙紫陽所指的好多未知因素以及難以預料的結果又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