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守門員（圖片來源: Adobe stock圖Adobe Stock）
【看中國2026年6月27日訊】世界盃剛開始的一天，中國的新華網發表了一篇專題報導。報導本身倒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標題頗有意思：「晨觀世界盃：荷蘭橫掃，德國絕殺，中國裁判迎首秀」。如果這不是中國官方的權威報導，我還以為這是一個高級黑的典型呢：在世界盃的舞台上，別的國家不是「橫掃」，就是「絕殺」，輪到中國，喜大普奔的根本不是足球隊，登得上台面的就只有裁判。這則新聞的標題，怎麼讀怎麼有一種「淡淡的辛酸」的味道。
這種辛酸正是中國足球的寫照。當全球都在風靡世界盃的時候，中國足球隊唯一的價值，就是拿出來被人嘲笑。網路上流傳著一段迷因影片：中國隊在場上拿到了點球的機會，但對方的門衛不是在忙著燒烤，就是在睡覺，要不然就是在釣魚，完全不擔心球會被踢進球網。這段嘲諷固然誇張，但真實地凸顯了中國足球的荒謬：一個體育大國，只有足球，幾十年發展不起來。這已經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討論話題。
但在這個話題的框架內，有一條脈絡是值得拿出來供大家參考的，那就是中國的足球政治學：足球與政治的關係，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在足球上的體現。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薄熙來時期的徐明，習近平時期的許家印。
薄熙來 大連實德（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1990年代中後期，大連被稱為「足球之城」，大連萬達曾經在中國甲A聯賽連續稱霸，這個亮點也成為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績。1999年，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接手大連足球，時值薄熙來仕途看好的時候，徐明以重金投入足球事業的方式向薄熙來遞上投名狀，作為回報，他拿到了進入更高權力圈子的入場券。在隨後的幾年裡，足球搭臺，政治批條，經濟唱戲，實德集團在地方權力的政策傾斜下，迅速從一家建築塑鋼企業膨脹為橫跨建材、石化、金融、地產的龐大帝國。但這種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由於大連實德的繁榮並非建立在健康的足球市場或企業內生動力上，而是建立在與單一政治庇護者的深度捆綁上。2012年，隨著薄熙來從政壇上轟然倒塌，作為利益代理人的徐明也迅速被查，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在同一年也分崩離析，資產清算，徹底不復存在。這一段足球與政治的姻緣以悲劇收場。
中國的商人是不記取教訓的，許家印就是其一。2010年，中國足壇正處於第一輪反賭掃黑的谷底，球市一片死寂。恰在此時，恆大集團以1億元人民幣高調買斷廣州隊股權。許家印此舉，是因為他極其敏銳地捕捉到了政治風向標——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是一位眾所周知的足球迷，並曾公開表達過對中國足球「三個願望」的期待。許家印賭的不是足球產業本身，他賭的是「讓領導人看到有人在為他的夢想買單」。為此，恆大開啟了中國足球史上最瘋狂、最暴烈的「金元足球」時代。
許家印的邏輯簡單粗暴：用極致的資本砸出極致的成績，滿足國家在體育層面的宏大敘事需求。例如:恆大砸重金引進世界盃冠軍教練團隊，頂尖外援，三年內兩奪亞冠冠軍。在現場，恆大看臺變成了巨幅國旗飄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將商業俱樂部的勝利成功包裝為「為國爭光」。當國家隊衝擊世界盃麵臨困境時，恆大主動站出來，以「足校顧問」的名義變相為國家隊總教練裡皮團隊支付絕大部分天價薪酬；在國家推出「歸化」政策後，恆大充當首席出資人，斥資數億元將數名巴西外援歸化為中國籍。
這種把企業資產變成國家政治工具的奉獻，為許家印換來了難以想像的政治護身符：他連續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甚至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在地方政府眼中，恆大是能直達天聽的紅頂商人。憑藉這種政治能見度，恆大在全國各地拿地，向國有銀行獲取巨額信貸變得無往不利，其高槓桿、高負債的數萬億泡沫，正是在足球這把政治保護傘的掩護下被吹到了極致。
然而，許家印以為用錢可以砸出一切，卻忽略了足球規律對政治意志的無情嘲弄。恆大靠金元製造的虛假繁榮，不僅沒有提升中國隊的底層實力，反而徹底破壞了國內的薪酬體系，扼殺了青訓。當歸化球員政策淪為國際笑話，國家隊成績不進反退時，恆大足球的政治價值在最高層眼中瞬間清零。與此同時，宏觀政治大勢逆轉。當國家出臺「房住不炒」和防範金融風險的鐵腕政策時，已經失去政治價值的恆大成了被清理的標靶。萬億債務鏈條斷裂，許家印鋃鐺入獄，廣州恆大也墜入塵埃。
無論是徐明的實德還是許家印的恆大，資本之所以能將足球作為政治投機的工具，其核心就在於中國的體育體制，從來就是一套在國家主導下的官僚制度，其服從的，從來不是競技體育的自然規律，而是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意志。中國足球之所以始終沒有長進，根本原因在於它承受了太多足球之外的「工具之重」——國家的政治性宏大敘事，地方官員的政績，商人的政治野心，從來沒有被當作一項需要遵循自身科學規律，需要民間土壤，需要自由競爭和時間沉澱的純粹運動來看待。
可以說，只要還有「足球政治學」存在，中國的足球就沒有正常發育的土壤，結出的只能是酸澀不堪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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