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8月15日訊】朱鎔基去世。不少人對朱鎔基在中國經濟改革、尤其是國企改制中的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就不但涉及對朱鎔基的評價，也涉及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評價。對此，有必要多說幾句。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回私有制、把計畫經濟變回市場經濟。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成魚」。
大致上講，把公產變成私產可以有三種辦法：一是還，二是賣，三是分。
還，就是退還，退賠，物歸原主。當初搞共產，共了地主的土地，共了資本家的工廠，現在再把那些土地和工廠還給原先的地主資本家或者他們的後人。如果無法原物退還了，那就折合成錢退還。
然而，「還」的辦法適用範圍是很有限的。畢竟，幾十年過去了，人物兩非，很多事想還原也還不了原了。再說，共產黨掌權後也修建了不少建築，興辦了不少企業，開闢了不少新田地，這些新建築新企業新田地都沒有舊主人可以歸還。所以，共產國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還是要採取「賣」和「分」這兩種辦法。
賣，就是把屬於全民的資產招標拍賣，然後把賣得的錢用在公共開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上。
「賣」的辦法也有它的問題，因為在改革初期，有錢人少而且有的錢也不夠多，大批國營企業沒人買得起。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幾種辦法。一是等，等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了，民間資本雄厚了，國營企業就有人買得起了。然而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期之內，大量的國營企業沒法賣出去，只能讓它們半死不活維持在那裡。
「賣」的另一種辦法是，願意買的人可以向銀行借錢來買，借錢時可以拿企業做抵押，保證分期付債。但問題是，大家都找銀行借錢，銀行該借給誰不借給誰呢？要是借錢的人事後還不起，那又怎麼辦呢？俗話說帳多不愁，欠款的金額越龐大，別人拿他越沒辦法。
再一種辦法就是把國營企業賣給外國人。既然在短期內本國出不了大富豪，買不起國營企業，那就乾脆讓外國的大富豪來買。這種辦法的困難很明顯。如果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大企業都賣給外國人了，這不成賣國了嗎？
既然「還」和「賣」這兩種辦法都有很大的侷限性，所以前共產國家在化公產為私產時，主要都採用第三種辦法－－「分」。
分，就是平分。掛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資產分給全民中的每一個人，掛在集體所有制下的資產分給該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中國農村改革的分田到戶就是用的分的辦法。雖然農民們沒有獲得土地的所有權，但畢竟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但問題是，農村可以實行分田到戶，工廠呢？一家國營企業也能靠「分」字解決問題嗎？不能。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什麼都不是了。把工廠平分給職工，必然導致對龐大的、不可分的單位的肢解，等於是糟蹋，是浪費。因此，採用分的辦法，更多的是把社會資產按價折股，然後平均分給大家一定的股份。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種很公平的私有化的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權過於分散，不利於改善經營管理。每個人都對企業擁有一份股權但也只有一份股權，結果必然是誰也不會對企業的經營效益有強烈的關心——這和原來的公有制其實相差無幾。所謂把國營企業變成私營企業，說到底，就是要把屬於大家的企業變成屬於少數個人的企業。這就需要一段時間的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使股權集中化即產生資本家。在資本家出現之前的青黃不接的階段，企業的效益非但不會增加，而且還會降低。
以上的說明自然很簡略，不過那也足以證明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是何等的複雜與艱難。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還、賣、分三種辦法之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就明確提出他的改革方案：「乾脆使某些幹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不是發愁沒有資本家嗎？讓黨委書記們當資本家不就成了嗎？一旦黨委書記變成了資本家，也就是說，企業變成了書記們的私產，他們自然就會像資本家一樣行事，企業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一步到位、大功告成了。
那麼，憑什麼要把國營企業白白送給共產黨的幹部們呢？張五常回答說：因為「中國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幹部於不顧的——不是因為在經濟上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幹部，幹部保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這種做法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幹部們的既得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廣大人民的既得利益。為什麼少數幹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廣大民眾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只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當然，中共當局不可能明目張膽地接受張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為它不能不擔心引發民眾的強烈反抗。「六四」之前，官員們已經在改革的名義下把屬於人民的公產變成自己的私產，但是在那時他們還只敢小打小鬧，偷偷摸摸。「六四」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道是：「槍聲一響，變偷為搶」。有了「六四」，中共諒視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氣候。90年代以來，中共加快了經濟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頭換面地實行了張五常的方案。
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私有化經濟改革熱潮。由於缺少起碼的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中國的私有化經濟改革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赤裸裸的權貴私有化。
第一波是土地投機熱。部分權勢人物，主要是高幹子女，憑藉權力和關係，用極其低廉的價格買下大片土地，然後轉手倒賣，一夜暴富，一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應運而生。
第二波是國企私有化。在「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企業重組」一類口號下，大小官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花樣百出。有的企業說是賣給私人，但卻不是按照市場價格，而是會計事務所和國有資產評估所嚴重低估國有企業的價格，然後賣給當地的實權人物，並從中獲取豐厚的中介費。有的國有企業宣告破產倒閉，但就在這家破產國企的旁邊，冒出了一家生產同樣產品的私人企業，而這傢俬企的老闆不是原來那家國企的廠長書記，就是廠長書記的親朋好友。更有大批的國有企業以MBO即管理者收購的名義，一步到位地把企業的所有權或控股權送到了原來的廠長書記手裡。社會學家黃紀蘇總結道：「書記變老闆，是中國改革的根本機制和主要動力之一。」
與此同時，幾千萬國企工人失業下崗，理論上的「領導階級」變成了實際上的弱勢群體。在「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觀感與思考」一文，黃紀蘇引用了網上流傳的一段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名詞解釋：本名「工人階級」；假名「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經濟學定義「低收入階層」；洋名「藍領」；別名「體力勞動者」；昵稱「弱勢群體」；外號「蟻族」；社會學定義「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學定義「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性稱呼「失業者」；政府給的名字「下崗工人」；民政部定義「低保戶」；真名「窮人」。
中共的國企改革激起了國企工人的強烈反對。長沙市下崗工人陳洪在他的博客裡寫道："對我們而言，改革意味著失業下崗，改革意味著我們昨天創造的財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剝奪，意味著我們的生活負擔在加重，意味著權貴和富人們對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的瓜分與掠奪.這種'偽改革'，我們憑什麼要歡迎？"
有人說，因為實踐證明公有制計畫經濟效益地下，所以必須改革。既然要改革，勢必要有人付代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宣稱："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幾千萬老工人。"
陳洪反駁道：計畫經濟是應該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計畫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發明的。要付代價，該你們共產黨付代價，怎麼叫我們工人付代價呢？憑什麼你們共產黨不下臺卻要我們工人下崗呢？憑什麼你們大小官員們就成了資本家，我們就成了打工仔了呢？
對於國企工人的反對與抗議。中共採取了鐵腕手段強力打壓。我們知道，過去共產黨鎮壓民眾抗議，總是打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另外，中共扭曲人權的含義，聲稱「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可是，下崗工人正是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他們正是為了基本生存權而抗議。因此，中共找不出任何理由去鎮壓下崗工人的抗議活動，所以在這裡，它索性把「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權就是生存權「的一類基本教義扔到九霄雲外，乾脆赤膊上陣，硬是把人民－－而且首先還是黨章憲法上明文規定領導階級－－當作敵人。黃紀蘇說他在九十年代後期參加過一個座談會，「會上的主流經濟學家、部長、省長們暢談經濟形勢，他們對工人階級可能的反抗毫不擔心。我記得其中一位主流經濟學家說，毛澤東當年井岡山造反，確實不容易鎮壓，現在高科技時代毛澤東一露頭衛星定位導彈就下去了。」
鄧小平92南巡之後，中國大張旗鼓地走資本主義，搞私有化。由於經受六四重創，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碼的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赤裸裸的權貴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員，在改革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地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產。
於是，最荒謬的事情在我們眼前發生了：中共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義，把全體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共產黨在六十年的時間內全做了。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惡劣的嗎？
諷刺的是，中國的權貴私有化，在道義上固然是最無恥最惡劣，但是在經濟轉型上卻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俄國東歐的經濟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它們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眾私有化，也就是把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公產平均分給了每一個人民。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公平，能為大家接受；但這種做法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造成資產過度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它不但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導致經濟的下滑。
中國的權貴私有化則避免了資產的過度零碎化。各級官員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黨委會成了董事會，各級官員成了CEO。這樣，中國就避免了像在俄國東歐國家出現過的經濟滑坡。在資本主義機制的激勵下，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再加上中國搭乘上全球化快車，大力吸引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利用低工資、低福利等低人權優勢，更有著充分釋放出來的全民性的求富衝動與活力，等等等等。於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擁有了最強的競爭力。於是，就有了所謂「中國模式」，就有了所謂「中國奇蹟」。以這種方式造成經濟發展的中共政權，必定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更加蔑視，必定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這樣一個驕橫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巨大的威脅。
（2026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