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養老制度從誕生那天起，就是按照身分和權力距離來劃分三六九等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養老焦慮」不是上了年紀的人的專利。年輕人擔心自己交了幾十年社保，未來能不能領到；中年人擔心工作一斷，繳費記錄就斷；靈活就業者擔心收入不穩，根本沒有能力長期按較高檔次繳納；農村家庭擔心的則更直接——老人每個月那點養老金，連買藥都未必夠，剩下的只能靠子女補。
最近馬斯克談AI、機器人與未來社會時給出的建議是：不必太擔心為退休存錢。馬斯克預言人工智慧和機器人很快會接管一切，生產成本無限趨近於零，商品便宜得像白菜，普通打工人的技能徹底貶值，存錢防老毫無意義。他認為未來十到二十年，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會讓生產能力大幅提升，商品和服務的成本會越來越低；如果社會走向極大豐富，貨幣就可能變得沒有今天這麼重要，傳統意義上的退休儲蓄也就未必還有意義。
這句話放在今天普通人的生活裡，卻像一種嘲諷。一邊是掌握火箭、晶元、算力、衛星通信、機器人和資本平臺的科技富豪，告訴人們未來可能不必為養老攢錢；另一邊是數以億計的普通勞動者，仍要反覆計算社保有沒有斷繳、退休年齡會推遲幾年、最低繳費年限會不會繼續提高、父母每月領到的錢夠不夠維持基本生活。
文昭在談古論今節目中專門圍繞這個話題展開了分析。他通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提出一個更嚴厲的問題：如果未來技術真的創造了海量財富，普通人真的會因此變得更安心嗎？為什麼在「生產力即將爆炸」的敘事裡，普通人最關心的仍然是退休以後有沒有飯吃、有沒有錢看病、有沒有一筆不會落空的養老金？
文昭的答案是，問題不在於未來有沒有財富，而在於財富由誰控制、風險又由誰承擔？
技術革命和普通人的退休計畫
馬斯克談的是技術的力量。AI替代腦力勞動，機器人替代體力勞動，自動化系統接管製造、運輸、服務和管理。按照這個邏輯，人類社會將不再受限於傳統勞動力，商品供應會增加，成本會下降，工作可能從生存必需品變成一種個人選擇。
但是，文昭拆解了這套敘事裡被省略的部分。他的意思是說，生產力提高，不等於財富就自動平均分配了。機器人屬於誰，決定了機器人創造的價值歸誰；大模型屬於誰，決定了演算法利潤歸誰；算力、晶元、電力、數據和平臺由誰控制，決定了誰能夠把技術優勢變成長期收益。
馬斯克對「退休存錢」表現得不在意，因為馬斯克的安全感並不來自銀行存款，也不來自未來一筆養老金。他擁有的是生產資料本身，是企業股權、技術平臺、資本調度能力，以及對未來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控制權。
貨幣即使貶值，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仍可以獲得資源。普通人可不一樣。
普通人手中最重要的東西，是工資、技能、儲蓄、社會保險權益和家庭支持。可AI和機器人最可能首先動搖的，也正是普通人的勞動價值。如果我們的崗位將被替代，工資被壓低，職業技能迅速過期，穩定勞動關係減少，社保繳費中斷風險上升，這些都不會因為社會「總體更富」就自動消失。
於是，馬斯克口中的「未來不必存錢」，在文昭的視角裡就呈現出另一層含義：對掌握技術和資本的人來說，未來可能意味著更大的財富；對依賴出售勞動力的人來說，未來首先可能意味著更少的議價能力。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AI能不能創造財富，而是普通人有沒有擁有AI、分享AI收益、或者在被AI替代之後仍獲得生活保障的權利。
如果沒有，那麼技術進步並不會自動把人從養老焦慮中解放出來吧？相反，它可能讓一個人最後可以依賴的工作、工資和穩定繳費變得更加脆弱。
北京傳聞背後：長期承諾還存在嗎？
對普通人來說，養老金不是一次性福利，而是一種跨越數十年的承諾。人們今天繳費，依賴的是一個樸素的信念：只要持續工作、持續繳納、遵守規則，等自己老了，制度會提供基本保障。問題在於，支撐這個承諾的現實條件正在變化。文昭在節目中提到北京養老金計發基數可能下調的傳聞。
截至2025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3.2338億，占總人口的23.0%；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2365億，占總人口的15.9%。一年內，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1,307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342萬人。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著養老金、醫療、照護和公共服務支出都會上升。與此同時，養老體系仍需要依靠企業繳費、勞動者繳費、工資增長、基金收益和財政補助來維持。
2025年末，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約為10.76億人，全年三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約9.1萬億元、支出約8.1萬億元，累計結餘約10.2萬億元。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地區、每類參保者、每一代人面對的壓力相同。
從政策角度看，面對人口老齡化進行所謂的漸進改革。目前延遲退休已經開始實施：男職工法定退休年齡將逐步從60歲延至63歲；原法定退休年齡為50歲、55歲的女職工，分別逐步延至55歲和58歲。從2030年開始，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也將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個月。
文昭認為，改革的實際方向很清楚：人們要工作得更久、繳費得更久，才有資格獲得退休後的基本待遇。對穩定單位職工而言，這也許意味著職業規劃要調整；對收入不穩定、頻繁換工作、平臺跑單、擺攤做生意、長期照護家庭的人來說，卻意味著另一層現實壓力——你得在更長的時間裡不斷證明自己仍有繳費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北京相關傳聞會引起民眾很大的心理震動。人們恐懼的不是某一個參數，而是它可能意味著：過去被視為穩定的養老承諾，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基數、年限、口徑和計算規則重新塑形。
每月兩三百元？保障在哪裡？
文昭還提到中國養老制度內部最明顯、也最難迴避的待遇斷層。截至2025年末，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約為10.7591億人；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者約5.4672億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者約5.2919億人。從「覆蓋」看，這是一張很大的網，養老保險覆蓋面很大。
中國的養老保障從制度設計之初就固化了身分與階層差異。體系內主要劃分為兩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後者參保者絕大多數為農村人口和靈活就業者，但其全國人均領取金額僅在每月兩百多元左右，與職工養老金存在十數倍的巨大懸殊。這一微薄標準根本無法滿足基本生存，反映出制度並非普遍托底，而是不同群體在國家再分配體系中的權力權重與資源傾斜的直觀映射。
但從「保障」看呢？現代社會的福利制度原本是為了給所有人兜底，但文昭直接戳破了這層窗戶紙：中國的養老制度從誕生那天起，就是按照身分和權力距離來劃分三六九等的。體系內主要劃分為兩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體制內人員和城鎮職工繳費多、拿得多，有報導援引數據稱，城鎮職工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約3,500元。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者絕大多數為農村人口和靈活就業者，即占人口極大多數的農村老人和打工人，他們參加的所謂城鄉居民養老金，每個月平均能領多少？
2025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全國最低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143元。這個數字只是最低基礎標準，實際領取金額還包括地方補貼與個人賬戶養老金，不同地區和繳費水平會有差異。
即便如此，城鄉居民養老待遇整體仍然偏低。按2024年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支出5,322億元、實際領取待遇人員約1.8039億人計算，月人均待遇約為246元。
246元能做什麼？顯然無法成為完整養老。它無法獨立承擔住院自付、慢性病長期治療、失能護理、住房、取暖、意外醫療和日常生活。它不能讓一個沒有積蓄、沒有子女供養、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真正擺脫對家庭和社會救助的依賴。這兩百塊錢在今天的物價面前，連最基礎的買米買藥都不夠，根本不是保障，而是權力再分配之後漏下的殘渣。
文昭把這筆錢理解為制度分層最直觀的證據。體制內人員、穩定單位職工和長期正式就業者，通常擁有更完整的繳費記錄、更高的繳費基數、更穩定的單位繳費和更可預期的退休待遇。農村老人、流動勞工、零工勞動者、平臺就業者、低收入個體經營者和大量中斷繳費者，則更容易處在待遇較低的軌道。
表面上看，這符合「繳得多、拿得多」的原則。但文昭指出「能不能繳得多」本身就是一個權力和身分問題。誰有穩定單位？誰有固定工資？誰有能力連續繳滿二十年甚至更久？誰可以在失業後不斷繳？誰有單位承擔繳費的一部分？誰又只能在交社保與維持眼前生活之間二選一？
養老金差距不是退休那天才產生的。它是一個人從出生、教育、就業、戶籍、勞動合同、收入水平到社會資源位置的長期差距，在老年階段集中結算出來的結果。
技術與財政會把同一批人推向邊緣
技術革命尚未真正把普通人帶入「無需為生存勞動」的時代，但它已經可能削弱普通人的勞動價值。財政與人口壓力尚未讓養老制度停止運作，但它已經推動制度要求人們更久地工作、更久地繳費，並把更多風險留給個人和家庭。養老體系尚未完全失去覆蓋面，但它內部的待遇差距已經表明：有些人獲得的是相對完整的保障，有些人獲得的只是一點象徵性的補助。
那麼這三件事疊加後，最容易被甩下車的是誰？
不是擁有資產的人，也不是掌握企業、技術、算力、能源、土地、平臺和資本的人。也不是擁有穩定編製、連續工齡、較高繳費基數、信息渠道和社會關係的人。
最先失去退路的，是那些既沒有生產資料、又缺少穩定工作、還處於養老保障底層的人。他們的工作最可能被替代，收入最可能不穩定，社保最容易斷繳，家庭最難提供資產托底，老年後也最可能只能依賴每月兩三百元的基礎養老金。
這就是文昭所說的權力分配邏輯。當技術發展帶來新的財富，收益會優先流向控制技術的人；當財政收縮需要重新分配成本，壓力則會優先壓向缺少話語權的人。制度在資源寬裕時可以談普遍覆蓋，在資源緊張時卻會暴露出真正的排序：誰被優先保護，誰被要求理解大局，誰又只能接受越來越薄的保障。
馬斯克可以說未來的錢不重要，因為他擁有未來生產力的一部分。普通人不能輕易接受這句話，因為他們現在能抓住的，仍然是工資、存款、社保和家庭支持。
而當工資變得不穩定、存款不足以對抗風險、社保門檻提高、家庭也被房貸、醫療和育兒掏空時，最可怕的未來就是：財富越來越多，普通人卻越來越沒有資格分享；機器替代了勞動，人卻沒有因此獲得自由；制度仍然存在，卻只給最邊緣的人留下每月246元左右的養老安慰。
技術的大海嘯還沒有真正上岸，地面的財政蓄水池已經先開始緊張；而當技術顛覆與財政收縮同時壓下來，最先失去尊嚴和退路的，往往永遠是那些離生產資料最遠、離權力中心也最遠的普通人。若生產率提升的收益集中於資本與少數技術控制者，普通人的儲蓄、社會保險與公共保障反而會更加重要，而不是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