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橋上行走的女孩兒和婦女（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獨立媒體「水瓶紀元」日前發表文章《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計畫生育的人》，通過多位親歷者的遭遇，揭示了在當前「三孩政策」全面推行的背景下，昔日計畫生育嚴打時期的受害者們至今未能癒合的創傷。
江西教師熊秀娟在懷孕八個多月時被十幾名計生人員強制引產，孩子出生後僅存活十幾分鐘便夭折。此後她長久沉浸於悲傷與自責，甚至覺得後來出生的孩子只是那個男孩的「替代品」。她最終因生育二胎被教育局除名並處以罰款，失去教師身份後，只能在丈夫的化肥站幫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護士廖伍妹在六個月身孕時被迫引產一對雙胞胎，復職後又遭違規辭退；農婦何月連則因強制結紮手術引發嚴重感染，留下難以癒合的後遺症，幾乎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這些因執行國策而落下的終身病痛與殘疾，至今未被納入國家賠償體系，成為她們難以掙脫的夢魘。
除了身體上的摧殘，嚴苛的計生懲罰還導致大量家庭經濟破產、階層跌落。湖南肖富斌夫婦、安徽龔原與黃閣平、貴州張承玉等基層教師和公職人員，因「超生」先後遭遇罰款、處分、開除乃至反覆追罰。肖富斌交完罰款後家財散盡，一家四口曾靠僅剩的三毛四分錢艱難度日。
如今，隨著「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各級政府紛紛出臺」催生」舉措，政策的急劇反轉給這群逐漸老去的人帶來了強烈的荒誕感。曾經令他們家破人亡的生育行為，轉眼間變成國家大力鼓勵的號召，而他們當年所受的傷害、所失去的權利，卻並未隨政策轉向被重新審視或補償。
以下為文章內容節選：
熊秀娟聽到他呻吟了幾聲，最後沒能抱進懷裡。孩子沒有了，村小的教職卻不能丟。於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車，回到計畫生育服務站。
一天前，懷孕八個多月的她剛在那裡被打下引產針。這是她的第二個孩子。按照當時的計畫生育政策，她屬於「計畫外懷孕」，生育就意味著失去工作。她抱著失業的決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卻被十幾名計生人員帶到計畫生育服務站強制引產。
熊秀娟逃到私立醫院，想把孩子從死神手裡搶回來，卻已無力回天。她長久地沉浸在悲傷和自責中，甚至覺得後來出生的孩子也只是個「替代品」。
她還記得那個下午。因為想為失去的孩子討還公道，她心裏始終憤懣難平。就在那時，她在網上看到另一位因計生問題被開除公職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機號碼。
熊秀娟漸漸發現，自己並不是孤例。多個省份的計生受害者，僅上訪維權微信群裡的成員，加起來就有數千人。
廖伍妹沒有見到孩子最後一面。
2005年，她已經上了節育環，卻還是意外懷孕。那時，她在江西一家醫院當護士。做B超時，她看見肚子裡是一對龍鳳胎——這在傳統觀念裡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湊成一個「好」字。B超室主任對她說，這事幫她保密，一定要生下來。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個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顯懷。消息最終還是傳了出去。負責管理護士的副院長開始頻繁給她打電話，讓她回醫院查環查孕。
查環查孕是對已婚育齡婦女進行查驗，檢查宮內節育環的位置及狀態，同時排查是否意外懷孕的婦科檢查，曾在全國多地強制執行，與職工的工作、福利等綁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瞞不住了。她藉口備考主管護師，請假躲在家裡。
起初，對方還只是旁敲側擊。後來，語氣越來越直接。「你是不是想為了生孩子，（想要）把我的烏紗帽搞掉？」廖伍妹瞭然，對方擔心的是計畫生育考核。
當時，多地政府將計畫生育納入幹部考核體系。如果轄區內出現「超生」，相關負責人可能被取消評優、晉升資格，嚴重時甚至影響職位，這種制度後來被稱為「一票否決制」。在這樣的壓力下，強制引產、強制結紮等手段長期存在於基層計畫生育執行中。
龔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師。金寨位於大別山腹地。他回憶，當年有個生育政策是，山區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間隔六年後可以申請生二胎。2002年，他生育第二個孩子後，被認定違法生育，需繳納五萬多元社會撫養費，相當於他五年工資。後來，他通過行政復議撤銷了處罰，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違法生育」為由將他開除。公立學校不敢招他，龔原先後在上海、重慶、廣東多地的民辦學校裡教書討生活。後來，他在線上結識了其他的受害者，開始積極參與維權群裡的聯絡工作。
黃閣平同樣來自金寨，也是維權群裡的主力之一。1995年，他因生二胎被開除公職，並被罰款兩萬元。當時，他每月工資只有六十八元。因為拿不出罰款，家裡的床、櫃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債。「沒有任何收據。」他說。
那是一個生育需要層層審批的年代，一張准生證，意味著一個孩子被制度認可擁有出生的資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夠真正保護一個家庭免於懲罰。
張承玉原本是貴州凱裡一所小學的教師，前夫是林業派出所指導員。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給了他的前妻。
1994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請願書。經一年調查，計生部門於1995年發放准生證，並換發1996年生育指標。1996年，他們生育第二個孩子。張承玉認為，生育程序合法合規，但2000年，市監察局仍以「超生第三孩」為由，將夫妻二人開除公職，依據是一份1989年的凱裡市內部文件。她指出，按《貴州省計畫生育條例》，其情況應被視為計畫內二孩，而准生證至今未被撤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