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右）於2026年3月2日在新德里海得拉巴宮，與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舉行會晤前一同步行。（圖片來源：Sajjad HUSSAIN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持續升級的貿易摩擦，正在迫使渥太華重新審視過去數十年形成的經濟模式。隨著川普(特朗普)政府對加拿大商品加徵50%關稅，加拿大從9月8日起也對約200億美元美國商品實施15%至50%的反制關稅，美加這個全球關係最緊密的貿易組合之一正遭遇新的衝擊。美聯社報導，加拿大此次報復性關稅涉及約6%的美國對加出口，而雙方8月的貿易談判已經破裂。
《財富》（Fortune）9月7日刊登巴雷特．賓利（Barrett Bingley）的評論文章指出，加拿大多年來一直談論「轉向亞洲」，但這一次已經不再只是外交口號。問題在於，加拿大與亞洲國家雖然已經搭起貿易協定、投資機制和政府合作框架，但太平洋兩岸的大量企業實際上仍然彼此陌生。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向亞洲靠攏的背景如今已不只侷限於經貿領域。近期加拿大與中國重新啟動中斷多年的防務溝通機制，加中關係近年來從經貿、外交逐漸回暖的趨勢，也開始延伸至軍方接觸層面。
美國市場不再穩固 加拿大被迫尋找第二條路
過去40年，加拿大商業體系基本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美國市場始終會向加拿大開放。
《財富》指出，2026年上半年，美國仍吸收加拿大約65%的商品和服務出口，雖然已經低於2024年的約75%，但依然遠遠超過其他市場。相比之下，歐盟和中國各自只佔加拿大出口約5%左右。
這組數字實際上也點出了加拿大所謂「亞洲轉向」的最大矛盾。
日本、中國、韓國、印度乃至整個東南亞加在一起，可以幫助加拿大分散風險，卻很難找到一個能夠真正代替美國的單一市場。《財富》也承認，加拿大未來只能同時開發多個較小市場，而不是尋找一個新的「美國」。
美加貿易爭端則進一步增加了這種緊迫感。9月8日，加拿大新一輪反制關稅正式生效；與此同時，雙方並沒有恢復正式貿易談判。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川普還公開要求美國市場抵制加拿大飛機製造商龐巴迪（Bombardier），使雙方摩擦進一步擴大。
對於加拿大而言，擴大亞洲市場因此越來越像是一種風險管理：目的未必是擺脫美國，而是避免下一次華盛頓政策發生變化時，全國經濟再次陷入被動。
日本韓國是首選 中國市場同樣無法繞開
《財富》認為，日本和韓國可能是加拿大轉向亞洲過程中最容易取得成果的兩個市場。
兩國購買力強、商業制度成熟，而且已經通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機制與加拿大建立較成熟的貿易關係。加拿大可以向日韓出口能源、農產品和礦產，日本和韓國則能夠向加拿大提供電池、半導體、機械設備和造船能力。
能源尤其成為加拿大開拓亞洲市場的突破口。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項目本身已經擁有大量亞洲資本參與，而隨著西海岸輸油基礎設施改善，加拿大原油也開始更加直接地進入亞洲。《財富》稱，2026年前4個月，阿爾伯塔省對中國和韓國的石油出口分別增長122%和227%。
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可成為加拿大農產品、林產品、機械和數字服務進入東南亞的重要門戶；印度和印尼市場規模更大，但貿易壁壘和經營難度也相對較高。
而在所有亞洲經濟體中，中國仍然是加拿大最難繞開的市場。
加拿大不太可能在電信、關鍵技術及其他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全面放鬆對華限制，但能源、農產品、紙漿、工業材料以及部分消費品仍存在擴大貿易的空間。
與此同時，中國自身龐大的製造業出口能力也是加拿大必須考慮的問題。近期G20財長會議上，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多個經濟體繼續關注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和出口驅動型增長的問題，這意味著加拿大一邊尋求擴大中國市場，一邊又不得不防範中國製造業對本國產業造成競爭壓力。
加中關係回暖 兩軍恢復溝通釋放不同信號
加拿大重新尋找亞洲空間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與中國關係逐漸解凍。
加中軍方近期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防務協調溝通。雙方談及加強務實交流與保持軍事溝通，但這與重新展開聯合軍事訓練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對加拿大而言，與中國恢復軍事溝通更可能具有風險管控意義。
加拿大仍然是北約成員，也是美國在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體系中的核心盟友，在軍事、安全和情報領域與美國的聯繫遠遠超過與任何亞洲國家。因此，加中軍事關係即使繼續改善，也很難脫離加拿大既有的北美安全框架。
換句話說，加拿大正在同時做兩件看似矛盾、實際上並不衝突的事情：經濟上努力尋找美國以外的選擇，外交上重新打開與中國的溝通渠道，但安全體系仍然牢牢留在美國一側。
這種平衡能維持到什麼程度，將成為加拿大「亞洲轉向」最重要的考驗之一。
「舍近求遠」值得嗎 亞洲再大也難複製美國
但加拿大轉向亞洲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舍近求遠，成本究竟有多高？
加拿大與美國擁有近9,000公里陸地邊界，兩國公路、鐵路、能源管道、電網、汽車產業和供應鏈經過數十年整合。大量加拿大企業把貨物裝上卡車，幾個小時後就可以進入美國市場。
亞洲則完全不同。
加拿大企業不僅需要承擔更長的海運距離和物流成本，還必須重新尋找客戶、建立銷售渠道，應對不同的監管制度、文化、語言以及競爭環境。
對於石油、天然氣、糧食、鉀肥和木材等大宗商品而言，這種「舍近求遠」仍然具有經濟意義，因為運輸成本佔最終商品價值的比例相對可控，而且亞洲擁有巨大的進口需求。
但對於汽車零部件、機械設備和高度依賴即時供應鏈的製造業而言，要把原本高度一體化的北美產業鏈整體搬向亞洲，難度要高得多。
這一點從加拿大目前的貿易結構已經能夠看出。
即使經歷了兩年的「去美國化」，2026年上半年美國仍佔加拿大出口約65%，而中國只有約5%。換句話說，加拿大失去美國市場10個百分點，只相當於目前兩個中國市場的規模。
因此，加拿大所謂「轉向亞洲」，真正能夠實現的恐怕並不是用亞洲取代美國，而是把過去對美國近乎單一依賴的貿易結構變得更加分散。
這也正是這場轉向最值得質疑之處。
如果美加關係最終恢復正常，加拿大企業是否仍願意長期承擔更高成本開拓遙遠的亞洲市場？如果亞洲市場的利潤率不及美國，這種政治推動下的多元化又能持續多久？
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市場真的越來越具有政策不確定性，那麼即使亞洲貿易成本更高，加拿大仍可能認為這種額外成本是一筆值得支付的「保險費」。
《財富》認為，加拿大當前真正的障礙甚至並非關稅，而是雙方缺乏瞭解。調查顯示，73%的加拿大人表示對韓國瞭解很少或完全不瞭解，對新加坡這一比例達到82%，對馬來西亞更達到90%；然而78%的受訪者又支持加拿大參加CPTPP。
亞洲企業對加拿大的瞭解同樣有限。
這意味著協議可以由政府簽署，貿易通道也可以由政府打開，但企業是否願意真正把資金、人力和時間投入這些市場，則是另一回事。
從這個角度看，加拿大的亞洲轉向並不是一次簡單的市場替代，而是一場成本很高、結果仍不確定的長期實驗。
但地理和經濟規律並不會因此消失。
亞洲可以成為加拿大越來越重要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市場，卻很難複製美國這個就在國境線另一側、經過數十年整合形成的巨大市場。
加拿大最終可能發現，所謂「轉向亞洲」最現實的目標，並不是舍棄美國，而是花更高的成本，為自己購買一份不再完全依賴美國的經濟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