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革（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6年10月7日訊】01.我們中學在東單船板胡同1號，是過去的教會學校匯文學校舊址的一小部分。學校新建，我們是第一批學生，共8個班。學校由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頭頭叫隊長、政委，軍宣隊應該是真正拍板的人，工宣隊像陪襯。校長（當時叫革委會主任）原來是教育局的一個科長，他從北京市教師進修學校和職工業餘學校羅致了16位資深教師，這批老師素質很高。
我分在初一(1)班（當時「學解放軍」，管班叫排）。入學後一看，班裡一個我認識的都沒有。分班基本是按片兒分的，我們小學同學大多分在另外兩個班。單獨把我拎出來放在陌生人裡，絕非偶然，是要把我孤立起來。我猜這是小學老師使的壞。多年後，初中班主任楊老師證實了我的猜測，她說小學的鑑定把我說得很壞，最厲害的一條，是說我思想複雜、品質不好。當然出身也不好。
我在生人面前本來就害羞，又背著壞學生的包袱，壓力很大，所以謹言慎行，當了一段「蔫兒土匪」。原來憂心的是能否上中學，現在進了校門，深感幸運，有改變個人處境的強烈願望。
當時文革進入了新階段，之前幾年疾風驟雨式的形勢過去了，社會上在深挖「五一六」陰謀集團、搞「一打三反」，這是反過頭來鎮壓當年的造反者、收拾亂局，跟我們小孩子沒有直接關係。在半年內，我們參加了兩次全市公審大會，一次在地壇、一次在景山公園，都是排隊走著去走著回，累得夠嗆。景山那次，一下子就槍斃了21個現行反革命。我一直挺守紀律，在景山門口，有人說了句笑話，我不禁大笑，正好被軍宣隊韓隊長看見了，批了我一通。
我能感到老師並不歧視我，而且，慢慢關注到我、給我鼓勵。學校成立了一個天文愛好小組，楊老師讓我去參加，一共才不到10個人，相當榮幸。可惜大形勢並沒有正常起來，我們只去了一次天文館看太陽黑子，就沒再活動了。初一期末考試，我政治、語文、數學、地理、軍體（體育）5門是優，其他課是良（還有什麼課不記得了）。功課都非常簡單，擺擺樣子。軍訓、工廠學工、農村學農、各種校內外勞動等才是重頭戲，佔去了很多時間。
發展第一批紅衛兵（此時的紅衛兵相當於少先隊，與運動初期自發組織的紅衛兵完全是兩回事）時，我進了候選人名單。三班班主任鄭老師反對，說：「顧曉陽要能入，我們班李福勝也能入。」李福勝是三班最鬧的學生。同學告訴我，鄭老師的意思不是說我的表現同李福勝一樣差，而是因為我出身不行。
不過第二批就讓我入了。兩批人加起來也沒多少，屬於學生中表現好的「積極份子」。我成了班裡的骨幹，「打翻身仗」的願望實現了。
當時社會上也有一些變化。運動初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臭，必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幾年之內，百分之九十當官兒的都「黑」了，人們的觀感就不同了，「臭了街了」也就沒那麼臭了，甚至引起一些同情和敬仰。走資派還是走資派，「帽子」沒變，但大家嘴裡的稱呼，由黑幫變成了老幹部。走資派的子女，大都成了「可教育好子女」。最慘的還是傳統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女，永無出頭之日。
鄭老師後來對我很好。他是個神人，父親解放前是教會學校慕貞女校的校長，慕貞也在船板胡同。他本人是匯文中學的學生，與胡金銓同班（這是幾十年後胡導演跟我講古時「對」出來的）。鄭老師教化學，但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什麼人都認識，路子極廣。有一次在校園裡碰到我，還對我說：「我前幾天去肖克家了，肖克說認識你爸爸。」肖克早就黑了，被整得「欲哭無淚，欲訴無門」（《肖克回憶錄》），當時好像剛從農村干校回北京。
02.楊老師年近五十歲，身材矮小，在我們眼裡是個小老太太。她是保定女子師範畢業，說她上學時還有演講課，專門教怎麼演講，比如說「我們」時，雙手要從胸前向兩邊揮出去。她教語文，注重基礎規範，對「的、地、得」和標點符號的用法要求嚴格，我至今對這些都很敏感，就是她的教學結果。我們班亂，她每天都要苦口婆心地勸大家上進，有時候氣極了，把手上的紅寶書往講臺桌上「啪」一拍，提高聲音說一句：「豈有此理！」有的同學惡作劇，馬上說：「楊老師，您怎麼摔毛主席語錄啊？」
幾十年後，楊老師告訴我：我父親去河南農村干校前，給她寫過一封信，介紹了我家的現狀，說以後家長都不在身邊，希望老師對我嚴格要求、給予幫助等等。實際上是求助信。信應該是由我轉交的，可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了。這年我上初二，14歲。我父親是以待罪之身被逼下干校接受審查批鬥的，不僅是走資派，還多了一個現行反革命案件幕後黑手的罪名。但在楊老師的頭腦裡，沒有這個概念。她眼中看到的是一位病體支離、骨瘦如柴的父親，一個被拆散的家庭，北京只剩下我和我二姐。
我二姐患唐氏綜合症，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楊老師心裏只有同情。她在學校裡很關照我，有時還到我家來探望。多年後她曾對幾個同學這樣說：「曉陽跟你們不一樣……我去他家裡，就孤零零兩個孩子，他給傻姐姐吃藥什麼的……那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在我們班，家裡受過大衝擊的可能就我一個。我理解楊老師這話的意思，是雖然你們小時候家庭各有各的困難，但相對算比較完整平靜，像曉陽這種災難性的生活，你們沒經歷過。
楊老師家住管莊，當時完全是個農村，離城裡很遠。現在我住的小區就在管莊附近，這才深切體會到當年她上下班奔波有多辛苦。我自己開車要去東單崇文門一帶，每次都犯怵，覺得太遠太麻煩；坐公交的話，不知道要換多少次車走多少路。當年荒郊野地公交很少，間隔時間長等車人多，估計往返要花4個小時以上。她在這個學校工作了十多年。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楊老師就是有一顆平常的惻隱之心。使她不平常的，是因為在一個瘋狂的時代裡，秉持一顆平常心有難以想像的艱難，需要堅強的定力，而且往往會付出代價。後來，校軍、工宣隊認為楊老師在我們班是用「母愛」來管理，不講鬥爭哲學、跟不上形勢，把她調離了。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反過來說，沒有惻隱之心就不是人。那年代，不是人的「人」滿大街都是。如果做人是不安全的，而使自己「非人化」則較易獲得生存空間，那多數人會選擇後者。
03.我偽裝成「蔫兒土匪」的時間很短，環境一熟，自由散漫的本性就暴露了：組織紀律性差，不分場合說說笑笑，愛發牢騷講怪話，本能地擅於觀察大人物（包括眼前的領導）外表下的另一面、當成笑話四處講……這種性格從小到大都無法改變。在中學裡，我真心地努力想加以克服，但時好時壞、本性難移。後來參加工作，由於對社會感到失望，就破罐子破摔了，即使在軍隊這樣嚴苛刻板的環境中，也依然如故。
楊老師對我多少有點失望。平時「散」點兒還在其次，小孩子調皮也正常。關鍵是「鬥爭性不強」，與身邊的落後同學一團和氣，撕不開情面，不敢大膽管理積極幫助。我們班是「亂班」，對那幾個頂級「鬧將」，你講什麼道理都沒用，只有打。楊老師從不提倡暴力，但打確實有效。誰鬧，打架最厲害的班幹部說一句：「××，你老實點兒啊！」一般就不敢鬧了。
我身高1.55米，瘦弱，膽兒小，不會打架。但在那種氣氛裡，為了表現自己，有時也鼓起勇氣動手。有一次，「夜壺」不知犯了什麼錯，被一幫同學圍在黑板前，群起而攻之。我平時和他關係不錯，為用實際行動表示自己的原則性和鬥爭性，下了半天決心，打了他一拳。我個兒小胳膊短，擠在人群的外圍，這一拳，僅僅觸到了他鼻子的尖頭，效果像摩擦。事後，有話傳到我耳中，說同學都認為我打夜壺是假的。
我真誠地想要向「非人化」轉化。但在班裡的主流輿論看來，我的轉化不說是虛偽的，至少也是不到位的。這件事，困擾了我整個的初中三年。這也是我當時感覺自己是健康上進的，而成年後，卻越想越厭惡這一切、包括厭惡自己的主要原因。
社會上和學校裡實行的，是向「非人化」轉化的教育。教育的核心內容是鬥爭哲學。對敵人要狠、要壓倒他消滅他，要像秋風掃落葉一般嚴酷無情。誰是敵人？只要你身上還有溫情、有軟弱、有妥協、有不忍、有人性，你就是自己的敵人。你甚至比外在的公開的敵人危害還大。為什麼？因為你能做「階級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你必須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必須狠鬥私字一閃念、必須徹底改造自己。你做不好做不到，周圍的人會監督你、幫助你、說服你、批評你、鬥爭你。
同時，你也要監督、幫助、說服、批評、鬥爭別人。你還沒改造好呢又怎麼能幫助別人？這你一點兒都不用擔心！因為你只有在無情的鬥爭中才能真正得到自我改造，不鬥爭，自我不可能完善……我們接受的就是這樣一整套完整的邏輯。你掌握了這一套邏輯，離「非人化」就不遠了。
現在想來，像一場纏繞的噩夢。
而且，我們不能說已經從這遙遠的夢魘中掙扎醒來了，可能醒了一下，困勁兒還沒過去，一閉眼，又會回到原來的噩夢裡去。不信你試試看。
04.我跟小學的幾個要好同學雖沒分在一個班，仍天天在一塊玩兒。有一次我過生日，買了一瓶葡萄酒，幾個人在我家喝。在當時，給自己過生日也是件新鮮事，是意識到自己長大了。我喝多了，不知何時睡著了，醒來以後，發現室內空空，人都不見了。他們是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一點不記得了呢？此前既很少喝酒，更沒有喝斷片兒的經驗，所以感覺很恐怖，不知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天上學，走到樓前一看，大字報已經貼出來了，題目是：《同學，不要再打著資產階級的小旗往前衝了！》，內容就是批判過生日的。好快！雖然沒點名，當然批的就是我們。沒提到喝酒，估計這事沒有泄露出去，不然麻煩就大了。
每年四月，我和新根等小學同學都去頤和園看玉蘭花。我媽媽每個月從湖北干校給我寄生活費，是電匯過來，在東單郵局取現。因此我自己支配每月開銷，這在同學中恐怕也少見。公園門票好像是5分一張，對囊空如洗的中學生也是一項挑戰，幾個人湊湊，剩下的我掏。一邊在日記裡批評自己不該浪費，一邊看見賣冰棍的就走不動道兒。自我批評是真的，嘴饞也是真的，只能不斷在理論與實踐中找平衡。現在看，我把每月的支出管理得很好，從來沒讓我媽操過心。
鄰居從朋友處借來一套線裝書《歷朝名人詞選》，我又從鄰居那兒借來，在我家放了好長時間，反覆吟誦，挑選出喜歡的，抄在筆記本裡。從此懂得了傷春悲秋。心裏有了喜歡的女孩兒，把心扉緊緊鎖住，打死我也不能說。有時候早晨醒來一睜眼，萬千愁緒湧上心頭，真覺得活著沒意思。少年人才是最知愁滋味的，老了，就皮了。
我養貓，貓性野，有一次竟然消失了一兩個月。我認為它背叛了我，很傷心。一天，我在屋裡忽然聽到了它的叫聲，馬上跑到院子裡。它站在北房的房檐上，一聲一聲衝我叫，瘦了許多，髒了吧唧的。我真是愛恨交加、百感叢集，「你混成這樣才把我想起來！」它知道自己錯了，一直用請求原諒的眼光看著我，叫聲可憐之極。我瞪了它很久，終於心一軟，說：「下來吧。」它立刻向西奔竄，一躍跳到樹上，噌噌幾下就下了地……這隻貓之後，我再也沒養過寵物。重感情的人，容易被傷著。你躲不開人，難道還躲不開動物嗎？
冬天，在班長老曾的倡議下，我們幾個開始練習長跑，從船板胡同東頭出發，繞崇文門，到東長安街，再向東向南經過北京站回學校。天黑漆漆的，風頭如刀面如割，但跑完了很爽。可惜我沒堅持下去。廣播電臺開播了英語課，這大概是基辛格秘密訪華後出現的新氣象，不知多少青少年跟著學，後來在美國用英語寫小說的哈金就是由此學起了英語（在黑龍江）。我在每天的午飯後，打開半導體也跟著學，可學了沒幾天，困勁兒就上來了，原來睡覺比學英語容易得多啊。我還制定過很多自學計畫和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全都無疾而終。無志者常立志，說的就是我。
北京是個灰濛濛的城市。青磚灰瓦，暴塵揚沙。七十年代，人們的服裝以藍黑灰為主調。進入冬季，一片肅殺。整個城市失去了活力，死氣沉沉。群體的癲狂亢躁是一種急性病，不可能長久持續的。消褪以後，連笑臉都不多見了。
三月的一天，春寒料峭。中午放學後，我和同學打打鬧鬧走出校門。猛一抬頭，馬路對面一個灰色院牆裡，一樹桃花怒放。在經歷了漫長的嚴冬之後，這樹桃花格外耀目，生機勃勃。我被深深打動了，心裏感動莫名，滿是欣喜。春天到來，一切的一切都將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