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一名武警隊員在會外做出反應。（圖片來源：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0月14日訊】由國家安全部主導創作的當代國安題材電視劇《交鋒》熱播，該劇以1990年代中期台海危機為背景，講述了兩岸諜報人員橫跨二十年的生死較量，因其大尺度地復刻「歷史真實」，在兩岸掀起討論熱潮。但兩地民眾的生存邏輯完全不同，對這部片子的理解自然完全不一樣，臺灣主要視為「文攻」，並引發了對當年劉連昆一案的回顧。大陸的反應複雜得多，但可以肯定該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導向主要針對外敵大獲成功。
大陸觀眾視覺盲點：國安部的對內職能
國家安全在中國，有對外對內雙重任務。中國國家安全部門（MSS）的對外職能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英國軍情六處（SIS/MI6）、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Mossad，摩薩德）。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前身KGB）等四大情報機構一樣，主要負責在全球範圍內蒐集外國政府、公司和個人的情報，併進行秘密行動等。但不同的是，中國國安部還有對內職能，高度聚焦於政治安全、反間諜、反竊密以及防範意識形態滲透，除了反間諜反竊密之外，政治安全基本上隱沒在「維穩」這個大話題之下，「防範意識形態滲透」則表現為言論與思想管制。這兩類管制是多部門運作，國安介入是最終手段，儘管無處不在，但中國公眾的絕大多數不關注這一點，被官方成功地引導至反諜、防外國滲透這方面。曾經發生的劉連昆案，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因此，《交鋒》上映後，觀眾對劇中敢於觸及敏感歷史（如形似李登輝的人物出現）以及諜戰細節給予了高度評價，網路上普遍稱其為「近十年最敢拍的諜戰劇」。
但是，像我這種曾因出版《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而被國安近身監視（與劇中一樣，國安住在隔壁，而且毫不隱瞞），對該劇的反應與沒有這種經歷的民眾完全不一樣。觀眾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反間諜、防竊密上，因為這兩點在任何國家都屬於國家層級的正當防衛，自然認為國安人員在為保護國家安全而努力，付出的太多，比如日復一日地重複監聽這種極為枯燥的工作，完全犧牲了個人生活。幾乎很少有觀眾注意到「政治安全」及「防範意識形態滲透」，在國家安全這個大帽子覆蓋下，權重不小於反間諜、防竊密，事實已經成為中共壓制一切批評政府（包括批評國家領導人）的聲音的主要理由。在多項評估全球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國際權威報告中，中國因言論、寫作或新聞報導而遭到監禁的人數長年位居世界第一。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全球年度監獄普查報告指出，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關押記者最多、情況最惡劣的國家（排在世界第一位），約佔全球被捕記者總數的15%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同樣在其報告中將中國定性為「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的總體新聞自由度得分在受調查的180個國家和地區中長期徘徊在倒數第三（第178名），僅略優於朝鮮和厄利垂亞。但是，中國民眾並不注意這些資訊。在大陸民眾的認知中，「維穩」（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安」（國家安全）被高度綁定並內化，普通人選擇「無視」或接受這種狀態，是基於歷史記憶、現實利益、生存策略以及話語體系包裝共同作用的結果，根本無法與「思想罪」「言論罪」者共情。
中國政治安全泛化殷鑒未遠
我想提醒大陸民眾的是不要忘記毛時代這段還帶有餘溫的極權年代。
中國此刻，政治安全的泛化變成了凡批評國家領導人，就是危害「國家安全」；防範意識形態滲透則更是無邊無際，全看國家領導人的認知與需要。近幾年比較有名的案件有曾任北京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2020年3月中國網上流傳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章，文中對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舉措提出嚴厲批評，並不點名地將最高領導人諷刺為「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因此被當局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18年，並處罰金420萬元人民幣，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以經濟罪為名整政治罪為實。山東招遠線民王江峰於2015年至2016年期間，在微信群和QQ群中轉發和發表了多條言論，其中使用了「習包子」、「毛賊」等戲謔、諷刺性詞彙來指代國家領導人，被當局處刑1年10個月。
對這種現象，有人解釋為大陸民眾對體制的邊界有著非常清醒的政治直覺。普通人深知，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個人的反抗、質疑不僅無法改變現狀，反而會給自己的工作、檔案乃至子女的未來（如政審）帶來巨大的毀滅性代價。當民眾看到滿街的攝像頭時，他們大腦中首先映射出的是「防賊防強盜」，而非「公權力在監視我的行動」。被馴化的中國老百姓早就給自身構建了一個「歲月靜好」的心理安全區：只要不公開發表敏感言論、不組織群體性上訪、不參與宗教或政治維權，自己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娛樂消費中，幾乎感受不到國安或維穩機關的直接施壓。這種高強度的「政治不粘連性」，讓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階層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非政治地帶」。對普通人而言，抽象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並無可變現的價值；而穩定的營商環境、資產安全和人身安全則與生存息息相關。因此，大眾傾向於將維穩看作是一種為了享受「安全紅利」而不得不支付的「隱私和自由稅」。他們完全忽視了毛澤東通過長期發動各種花樣百出的政治運動，最後才促成了這場連中共自己也稱之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徹底顛覆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文革」時期最著名的口號是「打倒封資修」。所謂「封」，即封建文化，中國一切傳統文化，孔孟之道、各種文化典籍、生活習俗（包括過春節過中秋等傳統節目）全歸入「封建文化」；「資」即資本主義，代指西方文化，從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法國啟蒙運動，直到近現代歐美文學；「修」是修正主義，特指蘇俄文化，中共「以蘇聯為師」時譯介了大批蘇俄文學，毛澤東在「文革」時全部要打倒並掃進歷史垃圾堆，知識份子全列為臭老九，送交貧下中農教育改造，堪稱人類史上最大的焚書坑儒運動。
目前習近平還未達到毛澤東這種極端狀態，但以他的權柄，全看他是否需要。路已經鋪成，就看他是否踏足其上。
《交鋒》這部劇對國家安全的展現是化繁為簡，抽掉了最重要的「政治安全」與「防止境外意識形態滲透」，僅僅只展現了防間諜與反竊密這兩點，達到了官方所要的正面宣傳效應。但從社會學、傳播學以及兩岸不同制度環境的視角來看，中國大陸民眾對「國安宣傳」和「日常生活滲透」的反應，並非能用一個簡單定性比如「奴性」、「被洗腦」來概括。這種現象背後存在著體制敘事、地緣政治感知、安全感定義以及資訊環境差異等多重複雜因素，遠遠超過「認知戰」（文攻）的範圍，這是臺灣很難認識清楚的關鍵所在。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