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7日，英偉達執行長黃仁勳在台北士林北投科技園T17和T18地塊舉行的公司全體大會上發表演說（圖片來源：I-Hwa Cheng / AFP via Getty Images）
一、紅粉迷情藏諜影，科技巨擘陷疑雲
當全球人工智慧產業蓬勃發展之際，英偉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一張社交照片，意外將人們的目光引向國際情報活動。
媒體報導，一名與黃仁勳合影的中國籍女子，因其任職企業涉及先進晶片與資料中心業務，而受到美國情報及執法機關關注。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照片中男女之間的關係，而是先進科技、商業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已經形成何等複雜的交會。
過去的間諜可能設法取得軍事地圖、密碼本或作戰計畫；今天的情報活動，則可能瞄準半導體製程、人工智慧晶片、雲端運算、研究成果與關鍵基礎設施。科技越進步，國家安全的邊界也越難辨認。
二、民主自由開門戶，威權滲透暗無聲
民主社會的珍貴，在於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學術、遷徙與結社的自由。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認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組織形式，更是一種共同生活與經驗交流的方式。民主社會之所以能夠持續進步，正是因為人們可以自由溝通、公開討論、批判權威，並透過教育與社會經驗不斷修正自己的判斷。
然而，民主社會的開放，也可能成為威權國家進行情蒐與滲透的機會。
大學歡迎國際研究人員，企業尋求跨國合作，科技人才自由流動，這些原本都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條件。但如果有國家利用這些開放制度，秘密取得受保護的技術、收買內部人員或操縱公共資訊，民主社會就必須面對新的安全挑戰。
這裡存在一個重要區別：正常的國際學術交流、合法技術合作與人才流動，不等於間諜活動。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國籍、族裔或研究背景，就推定他具有情報身份。
民主制度真正需要防範的，是具有具體證據的非法行為，而不是把某一群人當成集體嫌疑犯。
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中主張，民主社會的困難必須透過更充分的民主參與與公共溝通來改善。這也提醒我們：保衛民主，不能以摧毀民主自身的基本價值為代價。
三、千粒細沙積成塔，科技機密入囊中
談到中國的情報活動，經常有人使用「千粒沙」的比喻，形容大量人員分散蒐集資訊，全民總動員！最後匯聚成具有戰略價值的情報。這個說法雖然生動，卻不能直接視為已經獲得證實、適用於所有中國情報機構的統一作業準則。
比較可靠的分析方法，是觀察已經公開的具體案例。
例如，中國政府曾推動「千人計畫」等人才引進政策，希望吸引海外專業人士參與科技與產業發展。人才招募本身並非犯罪，但若涉及隱瞞利益關係、違反研究契約、非法取得營業秘密或轉移受管制技術，就可能觸及法律與國家安全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等國也曾公開指控與中國政府相關的網路行動者，針對通訊、能源、交通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進行滲透。這類活動不一定以立即破壞為目的，也可能是為了預先取得存取能力，在未來危機發生時掌握優勢。
此外，情報工作也可能利用金錢、職位、情感關係或個人弱點接近目標。
電影《蝴蝶君》所取材的法國外交人員與中國情報案件，就提醒人們，私人情感有時可能成為情報活動的一部分。法國外交人員被逮捕時才發現自己的愛人居然是男人！OMG！
四、國共烽煙藏內線，作戰機密竟外流
如果要理解中共情報工作的歷史影響，1948年的國共內戰是一個不能忽略的案例。
遼瀋、徐蚌與平津三大戰役，決定了國共內戰後期的軍事局勢。國民政府的失敗涉及軍事指揮、兵力部署、經濟崩潰、政治支持、軍隊士氣與後勤補給等多重因素，不能全部歸因於情報滲透。
然而，中共在國軍內部長期建立地下組織，並透過情報蒐集、政治策反與戰場倒戈影響戰局，也確實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問題。
1948年11月8日，國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率領部分部隊倒戈，對徐蚌戰場的部署造成重大影響。兩人長期具有中共地下組織背景，顯示中共的情報工作不只是竊取文件，也包括在敵方軍事體系內建立可於關鍵時刻發揮作用的人員網路。
至於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瑰，相關歷史記述指出，他曾與中共地下組織保持秘密聯繫，並傳遞國軍重要作戰情報。
但這段歷史最值得注意的證據，並不是後人如何描述郭汝瑰，而是蔣介石本人留下的日記。
1948年10月2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
「郭廳長攜華中華東會剿計畫來平，請示修正後即令當日回京實施。」
這位「郭廳長」，經《蔣中正日記》編者註明，就是郭汝瑰。
這段記載證明，郭汝瑰當時不僅能接觸重要軍事機密，而且直接參與高層作戰計畫的呈報與修訂。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僅僅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已經知道參謀部可能發生情報洩漏。
1948年11月2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彼甚疑參謀部有間諜洩漏機密，故不敢公開陳述其腹案，要求與余個人談話決定其行動，余允之。」
這裡的「彼」，就是徐蚌會戰前線指揮官杜聿明。
杜聿明懷疑參謀部有人洩密，因此不願在公開軍事會議中說出真正的作戰構想，而要求與蔣介石私下討論。蔣介石同意了。
這是何等嚴重的軍事危機！
一個國家的最高軍事統帥，已經從前線指揮官口中得知，參謀部可能存在間諜，以致重要作戰計畫不敢公開討論。
然而，國軍的情報安全問題仍未能在戰局逆轉之前獲得有效控制。
但是，這些日記已經足以提出一個極其嚴肅的歷史問題：
當最高領導人知道軍事機密可能持續外洩時，為什麼整個指揮與反情報制度仍然無法有效阻止滲透？
國民政府的失敗，不能簡化為某一個間諜的功勞；同樣地，也不能忽略情報網路對戰局造成的破壞。
真正值得反省的，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為何在危機已經浮現時，仍然缺乏足夠有效的自我保護能力。
五、自由從來非天賜，民主守護賴全民
從1948年的軍事作戰計畫，到今日的半導體與人工智慧技術，情報活動的對象雖然不同，卻存在一項共同問題：
國家是否具有發現風險、確認證據、及時處置與修正制度的能力？
威權國家的情報體系可以依賴高度集中的權力，但民主國家不能照搬威權國家的手段。
民主國家必須同時保障國家安全、人民自由與司法正義。
如果為了防止滲透，就全面限制學術交流、壓制言論自由，或以國籍與血統作為判斷忠誠的標準，最後反而可能傷害民主社會最值得珍惜的價值。
杜威的教育哲學提醒我們，民主不能只靠法律條文與政府機關維持，更需要具有判斷能力、公共責任與合作精神的公民。
人民必須學會辨識資訊來源，理解威權政治的運作方式，並對公共權力保持理性的監督。
真正成熟的民主教育，不是要求人民盲目相信政府，而是培養人民運用證據、理性與公共討論，保護自己共同建立的自由社會。
六、百年政權終有盡，民主防衛須有方
中共會不會永遠長存？
歷史上沒有任何政權能夠僅憑強大的軍事力量、嚴密的情報組織或龐大的經濟資源，就保證自己永遠存在。
但歷史同樣不能讓我們輕率預言一個政權何時終結。
對臺灣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等待中共有一天自行消失，而是如何在長期的政治與安全競爭中，建立足以保護民主制度的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六項政策建議。
第一，建立跨機關的反情報預警與通報制度。
國家安全局、調查局、國防部、經濟部及相關科技主管機關，應建立明確的風險通報、案件分流與責任追蹤程序。當重大洩密疑慮出現時，不能只停留在高層的口頭警告，必須有可追蹤的調查、風險控制及結案機制，並接受適當的國會監督。
第二，強化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的保護。
半導體、人工智慧、先進通訊、資安及其他經依法認定的重要技術，應建立分級保護制度。政府可以協助企業完善人員許可權管理、資訊存取記錄、供應鏈安全與營業秘密保護，同時避免以國籍作為一概而論的限制標準。
第三，建立國際研究合作的透明規範。
大學及研究機構應要求涉及敏感技術的合作計畫揭露資金來源、兼職關係、利益衝突與技術移轉安排。這些制度應採取風險分級，保障正常學術交流，不能把所有國際合作都視為安全威脅。
第四，將民主教育與資訊素養納入國家安全教育。
國家安全不只是軍人、情報人員與科技工程師的責任。各級學校應透過歷史案例、媒體識讀、公民討論及批判思考教育，使學生理解假訊息、政治操弄、非法情報活動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
這不是要求學生接受單一政治立場，而是培養他們獨立查證、辨識證據與理性判斷的能力。
第五，建立反情報工作的法治與監督機制。
所有調查、監控與限制措施，都必須符合必要性、比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涉及人民隱私、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措施，更應具有司法或其他獨立監督機制，避免國家安全成為擴張行政權力的藉口。
第六，建立重大情報失誤的制度性檢討機制。
1948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發現危險並不等於排除危險。
對重大洩密案件與國家安全事件，政府應在不危及正在進行的調查與情報來源之前提下，建立跨機關檢討、改善期限、責任追蹤及適度公開報告的制度。
民主政府不能只要求人民相信它已經採取措施，而應在適當範圍內，讓人民知道制度是否真正獲得改善。
歷史不會原封不動地重演，但人類可能因為忽略歷史而重蹈覆轍。
1948年，蔣介石已經知道參謀部可能有間諜，卻仍然面對無法挽回的戰局。今天的臺灣，更應從這段歷史中學習如何及早辨識風險、建立有效制度。
保衛民主，不能只有對威權的警惕，更要有保護自由的智慧。
真正值得長存的，不是任何一個政權，而是人民追求自由、尊嚴與民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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