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一小群市民走過一幅巨大的毛澤東主席畫像，當時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圖片來源：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1月11日訊】父親晚年，我常陪他聊天。有一次，我說起童年時反覆做過的一個夢：一座荒敗的大宅院，青磚高牆已經坍塌，門樓、石階、拴馬樁都埋在荒草裡，只有院中的老槐樹還在風雨裡搖動。
父親聽完，沉默了很久。
那大概是我對祖輩生活最模糊的記憶。
我們家祖上曾經殷實。太祖母出嫁時，嫁妝據說有兩垧地和一處城裡的買賣。她生了八個兒子，我祖父是長子。
祖父小時候讀過私塾，成年後掌管家業，也在鄉公所做事，負責治安和勞工派遣，是鄉公所裡少數配槍的人之一。
但據祖父後來講，在給舊政府做事的同時，他也曾暗中幫助八路軍運送糧食、鹽和藥品，家裡還是地下黨負責人杜平的落腳處。
土改開始以後，祖父主動交出房屋和槍支，搬出大宅院。因為家產已經散去很多，工作隊在給家庭定成分時一度猶豫，最後定成了一個很特別的名稱：「富裕中農小地主待」。
這個成分後來成為全家幾十年都擺脫不掉的標籤。
土改期間，祖父被作為批鬥對象。有一次，工作隊讓曾在家中做飯多年的崔大廚上臺「訴苦」。老崔卻說，日本佔領時期征勞工去礦山，是祖父拿糧食把他贖了回來，救了他和老母親的命。
老崔話還沒說完，就被人踢下臺。
後來，祖父被關押起來。聽說附近一些曾在舊政府做事的人遭到處決，他擔心自己也會出事。除夕夜，趁看守回家吃年夜飯，他撬窗逃走，跑到省城找到杜平。
杜平給他寫了一張證明，上面大意是：「此人對革命有功，刀下留人。」
祖父靠這張證明逃過一劫。
但文革開始後，過去的證明和人情都失去了作用。
祖父的家庭成分被直接改成「地主」，加上曾在舊政權任職，很快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掛牌、遊街、關押、審訊、毒打不斷發生。
後來又有人追查他當年那支手槍，說他私藏槍支。祖父解釋，土改時已經把槍交給工作隊，對方還曾寫過收條，可多年搬遷之後，收條已經找不到了。
祖父說，當年農會主席大老高也在場。但造反派去詢問，大老高否認知道此事。
祖父因此再次遭到毒打，半個月不能起床。
又是一個除夕夜，他再次趁看守離開逃走。這一次，他不是想活，而是想死。
他跑到村邊冰面上，用鎬頭砸冰，希望把自己沉進水裡。但因為傷重、飢餓，已經沒有力氣，只砸出一個小洞。他把頭伸進冰水裡，卻因為肩膀卡住無法下沉。
後來搜捕的人找到他，又把他拖了回去。
祖父後來對我說，那一次沒死成，反而讓他想開了：「死都死過了，還怕活著嗎？」
真正讓他最痛苦的，不是自己受罪，而是子孫跟著受牽連。
有人丟了工作，有人陪著挨鬥，有人考上學校卻不能錄取，有人有能力卻不能得到機會。無論一家人搬到哪裡，「地主」這個標籤都跟著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祖父每天都要到大隊報到。
風雪天也一樣。
他彎著腰走過厚厚的積雪，到治保主任家門口，說：「報告，地主分子某某某前來報到。」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多年。
父親受到的影響也很直接。
父親年輕時在城裡讀書，後來做過綢緞莊司賬和百貨公司會計。因為祖父的歷史和家庭成分，他在解放後也受到審查。
父親說，審訊連續進行，審訊人員輪班休息，他卻不能睡，也不能離開小板凳。幾天下來精神幾乎崩潰，後來又因為拒絕在自己認為不準確的筆錄上簽字，被定為「不配合審查」，最終失去公職。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之一，就是父親挑著擔子賣瓜。
一頭是瓜，一頭坐著我。
最初，他不敢吆喝，整天走在小巷裡，一個瓜也賣不掉。後來為了養家，終於放下面子，高聲叫賣。
「香瓜，又大又甜的香瓜！」
父親就是這樣一點點重新掙到生活。
真正讓我明白「家庭成分」怎樣傳到下一代，是弟弟的經歷。
父親本人沒有參加農村土改，戶口中的家庭成分原本是「職員」。但文革中重新登記戶口以後，弟弟突然發現，戶口本上的「職員」變成了「地主」。
第二天在學校，他因為和同學打鬧被班主任訓斥。弟弟爭辯，老師把戶口本扔到他腳下，讓他「自己看」。
弟弟第一次看到「地主」兩個字，當場哭著跑回家，把牆上的獎狀全部撕下來燒掉。
後來，他和同學發生衝突。對方先搶他的作業本，又把他壓在地上毆打。弟弟在無法掙脫的情況下，用削鉛筆的小刀扎傷了對方。
對方隨即說：「他是地主狗崽子，搞階級報復！」
最後，弟弟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在班裡檢查自己的「階級根源」，至於他臉上的傷，卻沒有人追究。
類似經歷越來越多。
弟弟成績一直很好，但升學和政治上的道路都非常狹窄。最後他只能讀技校，進工廠當工人。
直到後來中央開始給地主、富農等摘帽，祖父才終於擺脫了那個維持多年的政治身份。
那天晚上，他連夜趕到城裡，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們。
一家人幾乎一夜沒睡。
對祖父來說，那不是一張普通的通知，而像是終於搬開了壓在整個家族頭上的一塊石頭。
沒有了「家庭成分」的限制以後，弟弟的人生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從班組長、工段長、車間主任，一直做到分廠廠長和總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但少年時代留下的記憶並沒有因此消失。
很多年以後，他仍然會想起學校裡的那些事情。
今天再回頭看，「家庭成分」最深的影響，並不僅僅是某一次批鬥、某一次失學或失業。
真正持久的是它的代際傳遞。
祖父因為身份被批鬥，父親因為祖父受到審查，到了孫輩，戶口本上仍然可以重新出現那個「地主」標籤。
一個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經繼承了一種政治身份。
這種制度後來結束了，但它留下的恐懼、謹慎、自卑、憤怒和記憶，卻不會隨著一紙「摘帽」立即消失。
政治標籤可以取消。
人的記憶，卻往往要更久才能散去。
資料來源：常美珠《家庭成分——代際傳遞的歷史鏈條》；本文據作者回憶整理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