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VS日本（圖片來源: Zhizhao W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1月14日訊】同樣位於中國東北，同樣受到抗日曆史記憶影響，面對同一場中日外交衝突，為什麼有些城市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有些城市卻相對平靜？
2012年，日本政府購買釣魚臺列嶼部分島嶼，引發中國各地反日浪潮。遼寧省瀋陽市的日本總領事館外，聚集大批抗議民眾。但同樣位於遼寧省、與日本經濟關係密切的大連市，卻沒有出現同樣規模的示威。
難道瀋陽人比大連人更加仇恨日本？
一般認為，中國人的反日情緒來自日本侵華戰爭留下的歷史傷痛。這些記憶透過學校教育、家庭與社會傳播延續至今。因此，中國政府即使想改善對日關係，也不得不顧慮人民的反日情緒。
但事情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日本言論NPO的調查顯示，2023年有62.9%的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2024年卻升高到87.7%，一年增加近25個百分點。
今年11月7日，《讀賣新聞》公布北海道大學的另一項調查，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良好的佔33.0%，普通佔34.3%，不好的佔32.7%。兩項調查的抽樣與問卷設計不同，不能直接比較，更不能據此認定反日情緒已經減弱。
但這提醒我們，對日本印象不好，不等於仇恨日本人；中國人的對日觀感，也不一定長期固定不變。
侵華戰爭的歷史記憶不會突然改變，人們對日本的觀感卻可能隨著政治事件與資訊環境大幅起伏。歷史可以解釋反日情緒的根源，卻不足以解釋它為何突然高漲，又如何轉化成公開抗議。
2012年的反日示威，正好提供學術界一個觀察與研究的機會。
2015年《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年中國287個地級市中，有208個城市出現反日示威，另外79個城市沒有記錄到同類活動。
研究者發現，學生與流動人口的動員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對社會秩序的顧慮，都會影響示威是否發生。
大連與瀋陽的差異，更讓我們看到地方官員的現實難題。
大連有大量日本企業，當地就業與經濟活動和日本密切相關。反日示威一旦失控，受損的不只是日本企業，也可能包括依靠這些企業生活的中國工人。
如果民眾要求上街抗議，地方官員該怎麼辦？
阻止示威，可能引發民眾不滿；容許示威，又可能造成社會動亂、傷害地方經濟。更難的是，官員還必須判斷中央此時究竟希望人民如何表達愛國情緒。
2018年《中國季刊》另一項研究發現，2012年較早出現反日示威的城市，市委書記後來獲得升遷的機會較低。但中央對示威管理提出較明確指示後，便沒有出現同樣顯著的負面關係。
原來，反日示威竟然也可能影響官員的升遷機會。
研究還發現，示威較頻繁的城市，往後幾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成長也比較緩慢。
這些統計結果不能直接證明中央因反日示威懲罰了哪些官員，卻揭露一個令人意外的政治現象。
在中國，反日不一定是政治業績。地方官員除了必須展現愛國立場，還要維護社會穩定、保護地方經濟，更要精準掌握中央政策的方向。
這是一門微妙的官場藝術。
對地方官員而言，什麼時候容許民族主義公開表現，什麼時候必須加以克制，分寸的掌握可能關係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這不代表中國人的反日情緒都是政府製造的。
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歷史傷痛是真實的，民間民族主義也不完全受到政府控制。有些示威來自民眾自主動員，政府甚至可能受到民族主義反過來約束。
但如果政府有能力限制示威，也能在特定時機容許或引導示威，就不能把對日強硬政策全部解釋成不得不服從人民的反日情緒。
2024年，即使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負面印象接近九成，習近平仍在11月與日本首相石破茂會談，公開主張兩國應該成為合作夥伴，而不是彼此的威脅。
這至少說明，即使國內對日觀感高度負面，中國領導人仍然可以選擇尋求改善兩國關係。
因此，不能只從街頭示威的規模與媒體報導，就判斷中國人民有多仇恨日本。
中國的反日示威，不只是人民情緒的自然宣泄。中央政府的政治態度、地方政府的因應方式，以及民間的動員能力，都會影響示威能否發生、規模多大。相較於集會遊行受到法律保障的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管理因素尤其不能忽略。
中國政府有時必須顧慮民族主義情緒，有時也可能利用這股情緒，增加對外談判的籌碼。
對日本政府而言，如何分辨中國人民的真實感受、公開表現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政府的政策意圖，是判斷中日關係時不能忽略的問題。
這個經驗同樣值得臺灣思考。
中國社會對臺灣的態度，也受到民族認同、官方論述與政治環境影響。如果只根據公開的民族主義言論，就認定已經掌握中國人民對臺灣的完整想法，便可能產生誤判。
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是真實存在的，但看見反日示威，不等於看見全部民意。
同樣地，中國社會反對台獨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真實存在，但這不代表我們已經瞭解中國人民對臺灣的全部想法。真實的民意，可能遠比我們所看到的更加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