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血色黄昏

中国大陆农民卖血，已经成为“血头”和一些官员致富的行业。由于官僚腐败，血站已经成为传播肝炎和艾滋病的基地。河南艾滋村的案例敲响了警钟，但官方却蓄意掩盖。一位孤军奋战对抗艾滋病的退休医生，受到民间和国际卫生组织的尊敬与奖励，却被诬蔑为“替反华势力工作”……

卖血大国

去年网上看到一幅画：“美食家品尝盘中婴儿”，据介绍是北京一个美展上的展品。画面是一次十分平静的就餐，没有任何夸张、刺激的表现手法，这就叫“零度”创作吧。过去没有卖血一途，是“人毒要食子”，现在的卖血成了穷人自救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办法，用河南省某卫生官僚的话说是“产业”，也够“零度”的！我是江苏省如皋市人，早在“文革”期间，我的家乡就有农民卖血。七十年代末这里就有卖血者“抽血前多喝点水血就淡了”这种“经验”，我就是那时听说的。

中国农民卖血三阶段

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看，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着卖血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民也不例外。中国农民的卖血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少数“头脑灵活”的农民从偶尔为之发展到定期卖血，“换些钱花”是主要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是第二阶段，是民间“血头”唱主角的阶段，“血头”开始大多是此前尝过卖血“甜头”的，后来的成分多样化了，其中血站工作人员与医生越来越成为主角，卖血从个体行为发展到组织化行为，经营性质成为主导，但一般说来“血头”与卖血者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文明剥削”阶段，从卖血动机上看是自救与脱贫兼有；一九九二年以来是第三阶段，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救性动机突出，二是“血头”对卖血者的剥削手段趋于野蛮，越来越带有黑社会性质，三是权力与“血头”融合，官商勾结、黑白合流。第三阶段也可称做所谓的“产业性阶段”。《献血法》的公布也没有能够阻挡卖血产业的狂潮。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情况看，第三阶段直接可以命名为“犯罪型卖血”阶段，因为卖血者在这一阶段中差不多完全失去主动，甚至卖血的愿望都是被有组织地引诱激发出来的。

中国现在稳定的农民卖血队伍有多大，未见统计，笔者估计每年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人次，河南、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甘肃、广西、贵州、江苏苏北、安徽（尤其皖中、北部）、山东中西部、江西、山西等地，都有数量可观的卖血群落，其他落后边远省份想必也不会少。可以说除了北京、上海、苏南、浙东浙北等大城市和极少数富裕地区外，即使在一些大城市的边缘，都有卖血人的身影，例如卖血游民。

“卖血村”的历史见证人

福建省泉州市肖厝区涂岭镇前欧村是个远近闻名的“卖血村”。前欧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发介绍，前欧原是个老区贫困村，现有人口二千一百四十六人，人均耕地○·三六亩。如今，除农业外，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国道沿线开了二十多家饭馆，村里还开了石子厂十四个，全村年人均收入二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九六年就进入“小康村”行列，小康户达五百三十户，占全村百分之九十·四。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村会卖血成风，被称为“卖血村”呢？

陈春发说，“卖血村”的形成是从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的。当时，个别农民迫于生计，悄悄跑到惠安医院卖血，于是“血能卖钱”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也就跟着去，而且卖血不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无人阻止，因此，这支队伍便悄然壮大起来。

六十二岁的陈来春是“卖血村”的历史见证人。自一九六一年开始卖血，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初，整整三十七年到底卖了多少血，他自己也记不清。按规定，女五十岁以上，男五十五岁以上血就不要了。为了能卖血，陈来春染头发、换相片、求“血头”，惠安医院嫌他老，他就去厦门，想尽了种种办法。而扣除血库人员抽成、“血头”抽成、车费外，每次卖四百毫升的血，实际得款不到二百元。陈来春家十三口人，有五人卖血。有一次，他三个孙子没钱交学费，老师不让报名领书，等卖血回来补上时，老师又以迟交为由还是不发给新书。陈来春跑到学校，大吵一番：“这是卖血得来的钱呀！”

富了“血头”

据“血民”们介绍，到八十年代，卖血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进入九十年代有人把卖血者组织起来，成批地去卖血。“血头”的出现对卖血队伍的发展壮大起着促进作用。有了“血头”，卖血几乎涉及村里的家家户户。

陈春发认为，如果以前卖血是因为贫困的话，这几年就不完全是。据报道，其实前欧村“血民”们并没有因卖血而摆脱贫困。“血头”从中抽成，到泉州每个卖血者抽二十元左右，到福州抽二十至三十元不等。而“血民”卖出四百毫升血之后实际得款只有二百元左右。陈来春当初怎么也没想到，他苦苦卖了三十七年的血，现在还住在旧房里，而有人做了两三年的“血头”，就盖起了三层洋房，外贴瓷砖地铺彩砖。有人暗中将“血头”称为“吸血鬼”，也有人说“血头”是“救命人”，就在“血民”中看法也各不相同。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献血法》实施后，不能卖血了，前欧村的许多村民表示无法理解。前欧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英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按六百人计算，每人年均卖血五次，每次所得为二百元，前欧村农民卖血每年总收入是六十万元，相当于好几个工厂的效益，而且不用任何投入。陈英明说，这就意味着，《献血法》出台后，前欧村每年将直接减少六十万元的收入。对于今后的打算，不少“血民”显得茫然无措。

输血不洁，传播疾病

但是只要有动力、压力、推力，身上的血就还要作为投资，作为可再生资源而被“吸血鬼”们加以利用的。血既然能够换来油盐酱醋，换来孩子的学费，换来上缴乡财政的费用（哪怕是乱收费）乃至亲人的医疗费，在没有别的来路的情况下，就还是要卖的！而且是卖得越快、越多、越方便越好。至于符合不符合医疗要求，卖得文明不文明，自是“引臂卖血者”无法顾及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让人一呼三叹的故事！

一名叫唐荣智的教授在三年内义务帮助输血后患丙肝者打了五十五场官司，在对这五十五个案例的调查分析中，他提出了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于一九九八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因血液检测中心漏检率的存在，给用血者造成人身伤害的，血站或医疗机构应依法给予治疗与补偿。”建议未被采纳。一九九九年唐荣智继续他的计划：在每个省（市、自治区）象征性地打一例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官司，不打第二例。他说：“我的目的是带个好头。”

事实上因输血造成的医疗事故又何止成百上千，那么，为什么全国人大不肯采纳唐教授的建议呢？这个大概只有问委员长李鹏先生了。

河南艾滋村情况震惊中外

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豫东、豫南血站密布，引得不少农民争相卖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到相邻的几个县，卖血遂成为当地的一项“产业”。

八十年代，有些制药公司就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地方政府鼓励村民卖血，穷苦的村民竞相卖血。血贩子图省事重覆使用一次性针头，将搜集到的血液混合一起，分离血浆后，再将剩下的红细胞分成份，输回卖血人，以减少他们的失血量。这样，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村民们对此当然一无所知。按照中国的实际制度惯例，提供了管理服务的当地卫生系统的官员当然要从中抽利。这才出现了上下利益互动红红火火的卖血运动，使得该省有些地方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据报道，河南农村艾滋病蔓延的严重程度最早是在一个叫文娄的村子发现的。该村百分之六十五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于艾滋病。今年六月一日，文娄村的七名村民带着请愿信上访北京，寻求帮助。这七个人里有两个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一名请愿的中年妇女说，他们这些人都卖过血，都有艾滋病。这名妇女说，他们卖血挣钱，以便交纳地方收费，资助孩子上学。她说，如果知道卖血会感染艾滋病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卖血的。当地一位人士说，以上蔡县城为中心，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也正是现在的艾滋病高发区。

卖过血的农民说，十年前，上蔡的血就已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海南。河南的“血头”将大量的污染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数等一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而豫东豫南一带几十个县市个个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都要有数十万劳动力流向全国各地。此外，人们没有忘记报上曾有报道，巩义市市委招待所就是招待包括来自京城高官在内的高档淫窟，正是在这艾滋病高发区内，色情行业屡禁不绝。在上蔡县委、县政府的两个招待所里，每晚都有“三陪女”拨打骚扰电话。

自从一九八五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已经经历了传入期、扩散期和增长期三个阶段。据非官方测算，目前我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六十万，其传播持续快速上升，存在着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危险。另据有关专家测算，仅河南省目前就有五十至七十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而因非法采血造成的乙肝、丙肝病人更多。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
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五至十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但是进入二○○○年后它开始兑现了。

谁是真正的血魔

定西，被认为是甘肃最大的“血库”。这个县有两个小村，至少有二百四十人因为卖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没人统计定西地区有多少人因输血感染了丙肝。定西地区医疗用血，由中心血站统一供应。但时至今日，“血案”如毛，却无一家医院或卫生管理部门公开以单位的名义，质疑中心血站的血源问题。据称，病人在接受输血前，都须与院方签订一份志愿书，承诺如因输血感染传染病医院概不负责。定西县医院分管外科的雷继刚院
长说这是万般无奈的举措：医院没有权利对血站认可的合格品进行复测；复测一袋血的成本高过“医生劳务费”十多倍；而如将复测成本转嫁到病人身上又是“乱收费”。结果是“医院只有跳出是非圈，不想承担血站工作失误造成的风险”。被污染的血液的危害肯定已超出了定西地区。在中心血站最鼎盛的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有不少“卖血人”看到中心血站内停着河南、陕西、内蒙、新疆等地的拉血车。一份名为《甘肃省定西地区既往献血员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长达十六万言。调查的领衔者是定西医院的雷成多主治医师和上海曙光医院的任进余博士。这份报告一九九九年底经过了省级鉴定，推荐申报定西地区“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连论文答辩的机会都没有。

发财“内靠公章，外靠血浆”
让我们再回到河南。

据何爱芳女士新近在网上撰文披露：一九九二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过热气浪。发财心切的那位河南省刘全喜厅长一上台就成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他的全新思路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退休人士说：刘全喜厅长在一九九三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九千多万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这七千多万农民哪怕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一至二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一时间，河南成立了二百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为了找到大买主，刘全喜亲率卖血代表团于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二次飞抵美国，试图成为“中国第一大血头”。近期，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二十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援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六个采血点。由于这是刘家血站，他们无法无天，滥采乱抽，其中还有打骂卖血人员的行为。例如曾经被有家小报曝光的一个“血头”声称：你们告到卫生厅我们才不怕哪。中牟县有位小“血头”不知深浅，在离尉氏刘家血站不远处偷采血浆，他到河南省中心血站试找买主。结果被刘全喜安插在该站的亲信抓获。该案例又成为刘全喜打击“血头”整顿血液秩序的“政绩”之一。

抗艾滋得奖医生被禁出国领奖

现年七十四岁的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妇产科大夫，退休后开始对性病着手研究。开始她仅仅是对街头巷尾的性病广告进行调查和呼吁，随着她调查的深入，她发现反对她阻力的不是来自那些欺人骗财的假医，更大的阻力来自河南省卫生厅。这位倔强的老太太，频频上书中央领导、省里领导诉诸新闻媒体。用自己微乎其微的退休金印制宣传材料，看望乡下的艾滋病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病人，赢得了社会和媒体的称赞。她由此获得了“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尊称，许多国内外的报纸、电台和网站给予了报
道。

高耀洁的行动打乱了刘全喜的如意算盘。他认识到在权和钱上还是先保权。他幻想趁艾滋病这潜伏期，把血液市场整顿好，以掩盖几年前在河南种下的祸根，等全国各省艾滋病多起来时，河南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高耀洁的呼叫和大河报、郑州晚报等有些记者的报道，成了刘全喜迈向更高政坛的阻力。他暗示手下对高耀洁及其家人进行压制和迫害；通过关系将大河报卫生记者王熙衡调走。

河南农村艾滋病人越来越多，北京的有些大医院发现：前来就诊的艾滋病人多数来自河南。中科院院士曾毅和北京的专家多次给河南的卫生官员说：要关注本地的艾滋病情况，建立艾滋病防治点。如果可能的话，国家将提供帮助。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迟至今年四月份，河南一些乡才有了一个月几千元经费，向患者发两次药。

高耀洁因九十年代以来在河南省孤军奋战对抗艾滋病所作出的贡献，国际卫生组织“全球卫生协会”于五月三十一日颁给她“曼恩卫生与人权奖”。但她却被指控说“替反华势力工作”、“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因而未能获准赴美领奖！

官官相护掩盖真象

河南艾滋病已成为相当敏感也相当棘手的事情，在过去一年中，卫生行业以外的中国媒体、海外媒体、网路媒体和独立的研究人员，对河南省的卖血和艾滋病问题进行了大量披露，并揭发出当地卫生行政及其领导人组织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责任，以及艾滋病问题出现后，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压制专家和媒体意见的情况。但是，在过去两年中，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却对那里的血液买卖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相反，却不断报道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医院管理，加强血液安全控”，并把刘全喜描绘为一个“关心人民健康、推动改革”的官员。官方的艾滋病网站对河南艾滋病和卖血情况保持沉默。同时地方卫生官员也千方百计阻止记者采访，更警告高耀洁少说话。

北京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戴志澄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村并没有因输血导致艾滋病扩散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六月七日在记者会上不愿意对高耀洁医生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发表评论，他说，外交部不负责公共卫生问题。

同一件事情：因血液买卖导致艾滋病蔓延，民间和官方的说法如此不同，说明了什么呢
？

一个孤军奋战对抗艾滋病的退休医生，竟被说成“替反华势力工作”！人妖颠倒一至于此，中华大地，还有是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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