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次终生难忘的调查采访
3.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4.我写《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5.为高耀洁讲句公道话
一．前言
几天前，我看到了高耀洁医生（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获得者）写的几篇文章，我很感动，也很难过。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检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卖血者，发现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６０％……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特别希望人们关注中国河南省艾滋病孤儿的情况。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官员依然想掩盖艾滋病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血液传染艾滋病的情况，害怕承担责任。”－－高耀洁《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
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不少有关河南省上蔡县一些村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情况的报道。他们感染艾滋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卖血”，这绝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商品出售，当体内流淌的鲜血被作为普通商品出卖的时候，当他们用这种危险而无奈的交换得到维持生命的钞票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他们因何卖血？
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遭受歧视），如果他们面临的负担不是过分的沉重，如果他们在卖血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他们－－那些可怜而无辜的淳朴的农民，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肌体的农民，那些血脉里流淌着同样鲜血的农民，那些与我们一样向往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们会选择卖血的方式吗？
我要讲出他们走上这条路的一些根源，作为一个平等的生命，他们有权力活下去。掩盖真相是错误的，那是对人类良知的被判和亵渎。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有义务探究他们遭受艾滋病折磨的根源，告慰死者的灵魂，帮助还在病魔中挣扎的生命。
艾滋病在上蔡县的传播和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地政府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艾滋病在上蔡县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农民卖血，当地农民卖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强加给他们的过重的负担。我写作此文，不是要发泄不满，而是祈求政府能够检讨自己的行为，重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尽快的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我们不能再掩盖下去了！上天会有多少时间给那些可怜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宽容原谅我们因对生命的蔑视犯下的罪行呢？
二．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
1999年4月，我看到北京《经济消息报》刊登的由该报记者李凌写的一篇报道《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文章写道：
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带领3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来到该镇中街村，对上访群众进行围抄，群众谁问情况谁挨打，有20余人被打伤，100名男女群众被关进了党委大院。
1998年8月份，围绕邝天堂、邝付军的经济问题，党委记郑玉江再次带领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1000多件，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骼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
看到这篇报导的时候，对于它的真实性我有些怀疑，一个镇党委书记怎敢如此猖狂地蔑视法律，又怎敢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臣民呢！文中镇党委书记带领300人“围剿”村子里的老百姓时的情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邪恶的日本鬼子进村的感觉。
1999年5月到6月间，当我亲自赶到上蔡县杨集镇调查以后，才发现那位记者仅仅写出了很少的一部分事实。当地老百姓对镇党委书记的恐惧是如此的强烈，他们对镇里“围剿”（当地叫“兑现”或“围抄”，其实就是抄家）的恐惧是如此的强烈！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上蔡县杨集镇，抄家竟是如此的“平常”，有的家庭为了不使自己家里的粮食被镇党委以“计划生育”或别的其他理由抢走，偷偷把粮食埋到地窖里。一位年过70的老人，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太的双腿在地上拉……
该镇党委书记还在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有时候关押的人太多，就把男女同关一室，大小便也只能当着其他人的面就地而为，屋内臭气熏天，几令人窒息，如此待遇，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
镇政府想千方设百计摊派、收费、罚款，农民被明目张胆地敲诈、盘剥和掠夺。当他们被剥夺以后，他们该怎样去做呢？他们又能怎样去做呢？有的家庭不堪重负，举家外逃。走不了的呢？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许卖血是惟一的生存之计了。有些地方官员欺诈掠夺百姓的行为，与喝老百姓的血又有什么区别？
杨集镇是上蔡县这个著名的贫困县里面经济实力最强，最富裕的一个镇，其他的乡镇远比不上它，所以，杨集镇老百姓卖血的人数要远远低于该县其他地方的农民。上蔡县艾滋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尽管，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一时的“富足”，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挣的是死神手里的钱！
在我回来后，给报社的一位领导写了几份有关当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都没能发表），由于电脑硬盘损坏，我现在仅存一份，原文（此文写于1999年5月15日，为保持原貌，未作任何删改）如下：
三．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在河南省，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上蔡县，在上蔡县，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杨集镇。而杨集镇所有的状纸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党委书记兼镇长郑玉江。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公然违背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剥夺村民的选举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可以集中300多人，对村庄逐户兑现（即抄家），搜刮钱财之巨，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浮夸之风盛行，人均不足800元的年纯收入吹到2000多元还不罢休；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乱摊派、乱收费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农民负担之重，达到了极限；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有恃无恐，贪污严重、作风恶劣、每一个村的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上；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腐化堕落，脱衣舞竟然可以公开表演；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十分普遍……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只要你能替当地的农民缴纳各种摊派和费用，他们愿意无偿的把土地交给你使用，甚至连化肥都替你买了；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任何与郑玉江的土政策相违背或者不能按时按量缴纳各项费用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直至抄家和绳之以“法”。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
高提留，农民苦不堪言。
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亩左右，丰年人均年收入才不过400－500元，提留款却成倍增加。从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粮食征购从1989年的几十斤（卖粮给钱），到1998年的200多斤（卖粮不再给钱），农民连续九年没得到一分钱，当地政府为了“安全”，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公然违抗国家政策。
1998年，由于自然灾害，杨集镇小麦减产，每亩平均产量只有300多斤，秋季更是欠收。党和政府关心灾区，决定减免30%的公粮。但杨集镇是郑玉江的天下，他们执行的是郑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减反增，农民把打的粮食全部上交还不够。并且，郑玉江的杨集镇以粮食质量差为由，让农民交陈麦（往年的麦子）或现金，限期交付，否则加罚兑现（兑现即抄家，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说法）。
另外，农民交粮时，郑玉江的杨集镇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给农民计算。而农民交现金时，杨集镇却以高价给他们计算，1998年，农民按每斤0.62元向当地政府交钱，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这样，吃亏的总是农民。
（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农民负担沉重
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巧立名目，生财有道。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之多，农民负担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须向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交纳500－－1000元的打工费。即使外出捡破烂，也必须缴纳500元的费用。镇政府还在路上拦截回乡的打工人员，一旦发现，所带钱财尽数没收。当里湾村刘某打工回乡时，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等待这他，其1800元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交纳量地费。国家提出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动，杨集镇政府不是认真执行，而是公然对抗国家政策，他们想出了新的乱收费的藉口，每个人都必须缴纳量地费，邝马村、中街村每个人缴纳45元后，土地至今未分，国家政策成为一张空文。别村的情况大致相同。
3.机动三轮车要交钱。农民购买的农用机动三轮车，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须向
四．我写《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上蔡县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的错误做法，也引起了中央一些媒体的关注。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社《信息导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毁田挖沙为和屡禁不止》的报道，讲述了上蔡县一些地方的耕地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原因。文中写到：
“沉重的负担是这场毁地大行动的直接的原因。这里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十分严重。以东岸乡为例，农民交公粮和提留的数额逐年增加，当地政府为了‘安全’，不‘授人以柄’，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当地政府却置若罔闻。向农民收取的各项费用的使用情况，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比如在东岸乡，没有任何一个村实行村务公开制度，使得一些干部有机可趁。”
“超生引起的恶性循环。超生就变穷，穷了就毁地挖沙。然而，当地政府是如何对待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呢？以东岸乡为例，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占到95%以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