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安全局的便衣们问我，“杨子立在我们这，你有什么感受及想法”。我当时脱口而出，“我希望到国际法庭解决”。说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中国公民。但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为什么说去国际法庭。事隔半年，我找到了答案，就是这里不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我们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人身的安全感和对这个制度的信任顿时荡然无存了。
4月24、26、30日，安全局的便衣们连续3天找到我家，让我写一声明：第一、任何人别再用路坤的名义发表与杨子立有关的文章。第二、安全局已把杨子立的逮捕通知书给我，案件已交检察院。事实上，杨子立的《逮捕通知书》，我是一个月以后才看到的，只是看了一眼他们又收回了。而按照法律规定，《逮捕通知书》应该交给直系亲属一份。我没有答应写声明，但我表示，为了尽快使子立获得释放，我可以配合他们工作，不向外界透露关于子立案情的信息。现在，我为我的无知与轻信感到悔恨。
5月24日，海科的父亲来到北京。他一见到我，说了这样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收到安全局的《逮捕通知书》，一直提到嗓子的心才落下来”。因为一个多月前，海科的单位打电话说人找不到了，一下子海科的全家人又急又怕，全国各大城市都找遍了，都以为海科遇害了呢。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它可以让某个人突然间蒸发得无影无踪，让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焦急欲焚，而等到亲人们终于知道来儿子的下落，即便是无辜地被关在国安局的看守所中，也会感到欣慰。这是一种多么无情的欣慰呀！
海科的父亲一听到自己儿子的消息，便急忙从外地赶到北京。但是，他满面忧愁地来，满面泪水地去，至今仍然电话不断，问海科怎么样了、案子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每天也都在空旷中焦急地等着、等着……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案情进展的确切消息。
6月23日，我和徐伟的女朋友王英去看守所给里边的人送衣物。我俩眼见和里边最亲的人只隔一步之遥，但就是不能见上一面。没办法，我们想绕着看守所的高墙转一圈，看看这座看守所是个什么样，想感受一下他们在里边怎样生活。结果却被警察强行拦住。他们以非常严厉的声音质问道：“你俩想劫狱吗？”他们还威胁说要叫警车把我们拉走。是他们劫持了子立和徐伟，反而质问我们两个20几岁的女人、受迫害者的亲人“想劫狱吗？”天下的所有道理都在他们一边。因为，他们有垄断的权力，有庞大的专政机器。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关在里边的人是多么地冤枉，就像此刻的我们。
7月3日无疑是个更加雪上加霜的日子。安全局的便衣们找到我打工的单位，恐吓物业及公司老板，说我通过互联网与国外联系，发反动文章。就这样，我唯一的糊口的生计被他们非法剥夺了。7月26日，徐伟的女友，也因安全局的迫害被单位无故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我看到了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他们要把我们吃掉才肯罢休。
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看守所里、每日倍受着心灵的折磨、而无能为力时，我感到痛苦和绝望。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子立其人在他主办的《羊子的思想家园》已充分体现。喜欢交朋友，喜欢辩论诸如自由、政治改革和农村贫困等问题，还有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几个朋友，参与一直公开的、未曾受干涉的、新青年学会的学术活动。真诚的新青年学会，早在一篇《无声的记念》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他们关心祖国、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而又与官方的观点不同，才导致被绑架、被逮捕、被无故延期关押、以至于将面临起诉和判刑！！！
中国的《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在哪里？一个政府的执法机关怎么能视国家的根本大法为纸上的儿戏？！
我在自己的国家走投无路之时，只能诉诸国际正义力量的救助。我由衷感谢各类国际人权组织、媒体及所有正义之士对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的命运的关注，并希望大家你们继续关注他们的案情。
（2001年9月3日）
附：北京市安全局对整个案件的《处理意见书》的简要内容：
在京秘密成立了非法组织“新青年学会”以“探索改造中国之路”为宗旨，制定了学会章程。2000年8月19日，该学会会员在张宏海住处吸收犯罪嫌疑人杨子立、黄海霞、李宇宙为会员，进行组织分工，并修订学会章程，其宗旨为“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国”。选举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此后，该学会成员多次秘密聚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学会进行组织分工，总结同中国共产党斗争的经验，主张通过发动“农运”、在全国设立分会等方式，推翻现政权，建立所谓“民主政体”和“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之中国”。该组织秘密串联，积极扩展组织规模，发展成立创办网站和刊物，发表大量反动文章。
注：（一）涉及到的其他人员案件处理意见上写的是另案处理。
（二）现已查实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