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从真酒、假酒到毒酒

2001-10-13 03:58 作者: (美国)刘宾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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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好比一瓶酒,从来就是真酒、假酒混在一起的。真革命、假革命,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在全党和个人身上都是混合在一起,斗争不止。谬误和邪恶逐渐占了上风,酒的成色就越来越假,直至变为毒酒。共产党毒得党不成党的同时,也把中国毒得国不成国,人不成人!


莫忘党的暗中领导

都说中国人人心太坏了:感叹说,从来也没这么坏过。是怎么坏起来的呢?从文化上,从历史上找原因的已经不少。可是怎么能把“党的领导”这么大的事给忽略了呢?一九八五年我到江西采访,人家就告诉我,现在偷偷摸摸的小案子少了,可是恶性刑事案件,就是说杀人放火、强奸和抢劫以及作案之后再杀人灭口的案件,一年就增多了四分之一。何故?“严打”呀。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也杀;反正强奸是死,强奸加杀人也是一死,索性灭了口,破获的机会还少些,何乐而不为呢?另有一条,就是因冤案太多和惩罚过重,狱□的犯人对外界的仇恨加大了。一旦出狱,就疯狂报复。

不要以为这是一时决策之错。那决策的错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当时有一点党内民主就行。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就激烈反对,说:不是有法吗?“从严、从重、从快”明明是违法嘛。那个决策,也是由党的历来的思想指导着呢。那就是:视人命如草芥。中国每年处死犯人(多少冤枉鬼呀)的数目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今年江泽民又创造了新纪录。世界犯罪案件冠军美国处死人的最高纪录,一年也不过几十人,而神州大地却是两千多人!中国该杀的坏人就比别的国家多出那么多倍?


能骂街已感到满足的人

人的恶变,最晚也是在文革中就有目共睹了。带着右派帽子的我,也未被剥夺这个机会。一九七O年前后,河南省严重到什么程度?首府郑州市去机场的公路都不通了。随便一个小青年,拿把菜刀甚至剪刀,司机就得从命,让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我们设在罗山的干校,有两晚上不能睡觉,准备接受一伙青年的袭击。记得在罗山县城□见到一车一车的年轻人被示众,很多不过十四五岁。心□暗暗忧虑:这些人进了牢房,管教人员能教育好他们吗?还不是送给老犯人去“培养”接班人!(这是从苏联报纸上看到的那□的情况)算来当年那些小青年如今都五十上下岁了,他们在狱内,狱外培养的接班人至少也有了两代吧。

记得这在文革后期还是大家时常议论的题目。一个共识是:恐怕要到眼前这些红领巾一代长大,人才能变好!将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没人再寄望于红领巾了吧?少先队□就买官卖官啦。

中国人的思维,就像一把秃条扫,老是在现象的表面上扫来扫去;它应该是一把锥子才行!发牢骚和骂街,倒使思维在发泄中溜了号!一九八八年就有人能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高声骂共产党了,结果如何呢?近来国内人对于能骂街而感到的那种满足──“现在什么话都能说!谁都能骂共产党!”就叫人泄气,真是长进不多呀。


无所不在的“关系网”

腐败,起先只许叫做“不正之风”、“以权谋私”,共产党是革命党,怎么能和国民党一样!这两个字,还是从胡耀邦嘴□第一次说出来的。那是一九八六年初,离他下台只有两年。人们历来是把腐败看作一个道德问题,多吃多占啦,男女关系啦,江泽民说的“灯红酒绿”啦,等等。其实,最大的腐败,以及何以无法疗治的原因,是在党的心脏□;是它生理机制有病,哪里是什么心理问题呢!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历来被视为最洁净、最神圣的所在。所有黑暗都是从组织原则□滋长出来的。那就是父子关系和亲宠主义。血统、乡亲、老同事、老部下,你什么时候搭救过我,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好处……大大小小的集团、宗派就这样结成,遍布全党。顺着这条线,不三不四的人能上去;借助这把伞,多坏的人都能得到保护。我们有个“关系网”的概念,但对于这个网中之网,这个决定一切的共产党的主动脉和干神经,却估计不足。我们的目光长期集中在“改革派”、“保守派”的政治之争上,其实“保守派”的强大,主要在它拥有雄厚的组织资本。

共产党好比一瓶酒,从来就是真酒、假酒混在一起的。真革命、假革命,善与恶,真理与谬误,在全党和个人身上都是混合在一起,斗争不止。谬误和邪恶逐渐占了上风,酒的成色就越来越假,直至变为毒酒。江泽民的历史贡献,就是最终完成了这个巨大工程。

现在举世皆知江泽民是靠李先念的力荐,未经过起码的合法程序当上总书记的了。有一个假领袖上台,中国共产党从真到假的过程才便于最后完成。腐败成为党的主流。政权,从军队、公检法这个核心到教育、民政部门这类清水衙门,统统烂掉。这是需要假领袖很花费些脑筋和时间的。


一切罪恶“不可避免”?

一九七六年以前,我们的历史观是:中国的一切变化(当然是良性变化了)都是伟大领袖和共产党的功劳。一切都是经过斗争取得的。后来,不知不觉中,历史忽然变成一个自然过程了。一九七九年以后,一切困难、一切坏事和一切罪恶,都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一切,又都是“自然而然”就能够消失的了。这不就和春夏秋冬、天旱地涝一样了吗?

总之,这就是说,你用不着操心,不必犯愁,更用不着上访啦,揭露啦,斗争啦,坐在家□等着就行了。你不听,就会“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后果自负。

先说说黑龙江。当年省委书记杨易辰,比大跃进早八年就搞起浮夸,创造了全国最肥沃的黑土地上农民吃不饱饭的记录,也是一九七九年后坚持不搞包产到户好几年的省份之一。他胆子从哪里来的?有个后台李先念呀。就我所知,至少有三个省,河北、山东和黑龙江,属于李先念帮派;还没算湖北,他的新四军老部下遍布各县,多是土霸王,几届省委都没办法。且说黑省,顺着杨易辰──李先念这条线,很多在本省声名狼藉的干部爬进中央的中枢部门,还都是头头。回过头来再保护本省的黑暗。杨易辰,好不容易免去他省委书记,一进北京就当上了最高检察院院长,反倒升了!

真有点像自然现象,胡耀邦怎么使劲,黑省的干部怎么告状,都一概没用!

不是有李先念作后台,一九八七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不起来,因为仅就我掌握的材料追下去,大兴安岭地区那个黑窝子就能端走,火源就去除了。但是李先念保住杨易辰,杨易辰保住下面所有的坏人,同时又对中央施加压力,以致黑龙江竟成为《人民日报》记者不能报导的禁区!所以,说大兴安岭那场火的火头是李先念,也不算过份!

这就是中国的一张暗藏的政治版图,十年文革和二十年改革在中国地表上引起那样巨大的变化,这张政治版图,却依然故我。一代又一代,下的都是新仔,可是一出娘胎就被纳入了那个祖传体系,按老章程运转起来。江泽民,就是一个新仔:若不是他在上海多年来对李先念及其二奶、私生子伺候有功,做梦也进不了中南海。


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所以,腐败的根子在哪里,江泽民绝对不会不知。不然,在上海当市长,何必对北京来的每一个副部长都非要亲自接见不可呢?可是,一到他当上“核心”,反腐败了,腐败就成了思想问题,“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理论学习不够或修养不足的问题了。又说是“官僚主义作风”的祸害,而那又是“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问题。也常说是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共的“西化”、“分化”阴谋造成。总之,根子都在人的脑袋瓜子里,同客观条件无关,和制度、机制无关,只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成了。

买官卖官,一九八六年我偶然听到一起,大吃一惊,可见还极其稀少;到九十年代中期,就全面开花了。对举报人打击报复,那时已在升级,但不到九十年代,杀害举报人仍未成风。干部下乡暴力强迫农民交苛捐杂税,那时已不少见,但到九十年代,才有新发明:网罗流氓地痞,组织专职“护村队”(或称“打人队”)。不交税、费就打,就抄家拆房,由干部转交给“民间力量”干,就更无所顾忌了。农民不堪重负,起而反抗,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而到了二OOO年,江泽民还说“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而不是农民无权维护自身利益、官僚可以无法无天的结果!


刀闪寒光不见血

明明是共产党身上的免疫功能已然失效,遍身脓肿,江泽民却只顾在那里涂万金油!一九九四年,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干部,比去年同期增长六ܫ二倍。湖南的记录,则是十倍。上海是四倍。一九九三年,中国最高检察院副院长梁国庆已经惊呼:腐败“像瘟疫一样,已经蔓延到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蔓延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该重判的重判,该杀的坚决杀掉!”可是总书记却依然把罪犯当作革命同志,始终一口咬定靠那些五毒俱全的干部“拒腐防变”、“廉洁自律”、“自查自纠”就能消灭腐败!。到一九九五年五月,他还说,反腐败不能搞“惩办主义”,不能“不教而诛”;连纪委的工作都要“立足于教育”。其实他心□想的,和下面很多干部一样,是腐败“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于是,今天发布一个“几不准”,明天又一个“几不准”:还很具体,不准买豪华车啦,不准用公费买电脑啦,不准压价买住房啦……要几千个不准,才涵盖得过来吧?一九九四年老百姓对这种反腐败已有定评:“左一刀,右一刀,刀刀寒光闪;横一刀,竖一刀,刀刀不见血。”


江泽民无意法治不想民主

江泽民既无意实行法治,也不想实现民主,早有表示:他一九九一年大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九三年坚持决不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九九六年又把十年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重新推了出来。一九八六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精神文明,就是冲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来的,几个月后就推翻了胡耀邦,开除一批知识份于出党,那次运动就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那一年邓小平还再三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所以还把“党政分开”列为整改的首要;内容,后来还写进了十三大的决议。可是江泽民上来以后,从不谈“党政分开”,反而在十四大上恢复了干部的“交叉任职”,实际上恢复了党的二元化领导制,倒退了一大步。现在无论哪级党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这就更方便,一窝一窝地烂,无不是从一把手开始的。一九九五年年底,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从现在起到二OO二年,不会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江泽民年年在那儿“讲”,党内的呼声(常见于报刊)则是年年呼吁改革政治制度。一九九六年,风传十五大要提高纪委的地位了。中纪委的方案是让纪委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直属党中央。可是八月间,这个方案遭到江泽民否决,认为中共“有能力通过自身建设克服腐败现象”。今年,又说十六大上要提高纪委地位了,怎么个“提高”法儿呢?说出来你会笑:不过是让纪委书记担任同级党委的副书记而已!

要保住权位,哪怕洪水滔天;现在共产党究竟烂到了什么程度?中央派到福建和广东查大案的工作组,必须带上自己的厨师,不然就会被下毒。至于派下去的小工作组,一般都要以私访方式做地下工作,不然就更没人敢说话。反贪最积极的人,最不受欢迎。只要一选举,肯定会掉下来。地方上“官民一体”合力抗上,动不动就把打假、反走私的执法人员包围缴械的事件,一年总要发生一千多起。那些地方官,回头就以坚决镇压法轮功来表示对中央的效忠。反正法轮功无利可图!至于黑社会和共产党难解难分,共产党宁愿把政权拱手交与黑哥们也不愿和人民分享的事,那就早已不是新闻了。上面叫严打“黄、毒、赌”,地方照办,但只能像“打假”那样假打,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家的产业,叉是本地收入的一大项呀。无论福建的厦门或广东的汕头,反走私的结果,不是一片萧条,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怎么行!

那么江泽民何以要非走这条路不可呢?也很简单,他深知不孚众望,左右就有政敌,随时企图颠覆他。故此,头件大事就是绕过脚下的地雷,而那地雷又遍地皆是!这一来,就谁也不能得罪,只有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可以除外,因为他们无力加害于他。于是,经过多年努力,总书记才终于创建出一个邓小平时代没见过的新局面。假酒就这样变成毒酒。在把共产党毒得党不成党的同时,也把中国毒得国不成国,人不成人!很难想像,一个国家天天不是爆炸就是大火,一死就是几百人;失业人口超过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大的犯罪行当都由官员主持;各级政府普遍欠债;各地银行随时可能在挤兑下关门;贫富差距达到世界最高水准;艾滋病高速普及;全国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统计数位;毒酒,毒米、毒肉,毒饼干屡禁不止;官匪难分;而那个国家居然还没有天下大乱!

共产党的自毁,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自毁过程。江泽民把中国推到深渊的边缘,现在的问题已不是中共政权几时崩溃,而是将有多少万中国人在它的崩溃过程中殉葬的问题了。须知,当年文化大革命时节,中国人心中的怨恨可不及今天的万分之一呀。

争鸣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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