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总说是我们的大救星，可是他们已统治了新疆半个世纪，还没有解决水、牧草和吃饭等基本问题。”“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说，“中国人在新疆实行掠夺资源的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占了最好的地，最肥沃的牧场，最有利的战略位置，以及水源。同时还负责镇压当地人的分离运动。”
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几乎全部是汉人的二百四十万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有十一个师，一百八十个团，驻扎在新疆每个主要城市附近。
阿不克力木在《乌鲁木齐晚报》做记者时，一次曾到自治区政府信访处察看“群众来信”，六个月中来的五百多封信中，绝大部份都是当地维族人抱怨建设兵团强占了他们的土地、牧场或水源。
“美国人占了印地安人的土地，把它发展成一流的国家；英国人占了香港，把它建成繁荣的港口，但中国人占了东土，却以最快的速度消灭这个民族，把资源抢光，把那里变穷。”一位刚到达伊斯坦布尔三个星期的原乌鲁木齐维族教师说，“现在新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下岗’叫‘下维’，因为新疆人失业的多，而汉人不仅有工作，还大批从内地涌进。”
随着经济发展，新疆像内地一样，税收种类越来越多。据官方《新疆法制报》报导，新疆的各种杂税，加起来有三十七种，其中还有“天气预报税”，什么时候下雪下雨也收税。
很多老一代的维族人，感叹现在新疆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三十年代。新一代的维族人，现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攻读食品学硕士的艾合买提（Ahemat），则抱怨他的家乡和田太穷了，“和田地区的人都要穷死了，全年人均收入才五十美元。”
北京的中央政府也想改变那里的贫穷，开始接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和援助。但很多款项都被北京以及新疆的层层官僚机构侵吞。
两个月前从乌鲁木齐到达伊斯坦布尔的阿以仙木，原是新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干部，她所在的城乡工作部负责外国的贷款和援助项目。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仅他们的这个处每年就掌管十至十五个外国援助项目，处长和她私下从这些项目中扣掉百分之五的“管理费”装进了自己腰包。
“仅加拿大对新疆的一个援助脱贫项目，每年就是三十万人民币。”但她强调说，“我们吃的只是小头，其他部门更贪，胆子更大。”
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今年二十八岁的阿依仙木回忆，一九九七年，联合国经济开发署负责援助项目的三名官员到新疆考察，准备提供脱贫援助款。阿依仙木作为中国方面的官员负责接待他们，领他们参观了和田地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的一户贫困家庭。
“三名联合国官员在那个牧民家里竟哭了起来，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当地人竟贫困到如此地步。”穿着维族人传统服装的阿依仙木带着悲凉的语调说，“那家夫妻和五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大土炕上，没有炕席，只有薄薄的一块布，七个人盖一个被子。全家人穷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联合国的官员当场决定援助这个乡，帮助它脱贫。
“联合国的援助款是一百七十万美元，但经过北京中央政府、新疆扶贫办、和田地区扶贫办和墨玉县扶贫办，到乡上时，已被层层扣留侵吞。而且都是巧立名目，”阿依仙木说，“例如，要先成立项目研究专家组，在新疆自治区一级，就有妇女事业专家，牧业专家、农业专家等近十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一百元人民币。”阿依仙木就以“妇女专家”身份被抽调到这个专家组。她在“妇联”的基本工资是每月一百九十元人民币，而她在“专家组”工作两天就收入二百元。这个专家组“研究”了三个月。
一百七十万美元的援助款到达墨玉县的萨依巴格乡时，只剩下了一百二十万人民币。但这笔钱也没有用在当地穷人身上。墨玉县政府一个官员私下告诉阿依仙木，他们把这笔钱贷给了乡上的一个富裕农户，要他开办瓷器厂。结果这个瓷器厂开办不久就宣布破产了，钱也没有还给政府。有消息说，这是以“破产”的方式，乡里干部和那个“富裕户”合伙贪污了这笔钱。
“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不是全不知情，但只要我们不反对政府，不搞‘分裂’，腐败一些，没有什么麻烦。”以探亲名义到达土耳其的阿依仙木说，“现在新疆经济这样落后，但当局不抓经济，口号是稳定第一，抓稳定，镇压东土人的分离运动。只要我们说错一句话，就是‘民族分裂份子’。”
“现在新疆的干部，不论汉人，维族人，还是其他什么民族，人人趁机贪污腐败，利用权力，往自己口袋里捞钱。”阿依仙木最后说，“他们私下的口号是‘三光政策’：吃光，抢光，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