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特质是革命党。暴力化、理想化的中共，在战争年代被塑造成集权专制、廉洁奉公的性质，是极端的清教徒式的党。不管我们如何不能接受其残暴专权的一面，我们还是不得不不佩服其道德较为崇高的一面。
中共执掌政权以后，面临着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重大课题。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以及中共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中共很难一时转换。它的继续革命的惯性，让它一路快速行驶到“文革”结束才逐步减缓。而直到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它才基本刹 车。经济改革的一个伴随产物，就是中共的革命性的逐渐淡化，以及经济性的逐渐强化。至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中共的革命性质已是强弩之末， 而其经济性成为主导性质。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则完全剔除了中共作为革命党的特质，为中共高官与国际大资本家的联手、共同暴富，写下了理论伏笔，也为20年来、凭藉权势暴富的太子党们变相地涂抹上了保护色。中、下层的中共官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导，个个万贯家财，富得滋滋冒油，他们怎能不去效仿呢？
这样的演变，就使中共当今的角色显得矛盾、尴尬。虽然它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意识形态，但时机已经不对，对中共党员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约束力和号召力。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及稳固权力的考虑已经压倒了一切。中共尽管在嘴上依稀还说着革命理想论的话语（特殊时期还会拚命地宣传），它那支看得见的手（政治权力）已经和那支看不见的手（经济利益）勾搭在一起，难分难解，也不想分、不想解。中共在整体上已完全变成一个注重实利的党。
由于中共的专制性至今没有改变，其经济性既不能为意识形态所约束，也没有一套制度上的设计来调控抑制（司法没有独立权的，“法治”摆脱不了“人治”的铁腕，没有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由权势掌控，更别说无结社、组党自由的社会公众力量制衡不起作用了）。所以，中共的系统化腐败虽为其精英所警戒，却也是回天无力了。
本来，一个执政党有其经济品格和务实作风，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不能说是完全坏事一宗。但是，个人的私欲膨胀如果与专制权力纠结、而又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那就会给吾国吾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了。
中共的的经济性质已经坐大，而且无可逆转了。它的意识形态的失效和制度上的专权，必然、而且已经引发了整体的腐败化，而且，其程度已深到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并且造成乱世之象。中共若想对国家民族民众负责，若想为自己负责，则整体上迫切需要明智的决断与勇敢的变革。
中共要根治自己的腐败，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自觉而大胆地推行民主政治，实行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达到标、本兼治；二是强化中央权威，效仿朱元璋式的统治集团自我大清洗。这种严苛酷毒的自清也可达至很高程度的政治清明，重新赢回民心并稳固统治。但是，它的代价是，重创自身的统治架构，面临逼反的危险。
走第二条路的前提是：最高统治者的有其绝对威权，以及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一批人是极有权力的“冷血杀手”。这两个前提在今天看来有些玄虚。而且，今天最高统治者的威信和号召力，是不能跟朱元璋或毛泽东相比的。
比较而论，中共效法民主社会才是明智之举。中共自己也反覆申明了这一点，只是由于害怕多党竞争使自己丧失专权、并从而完全失去执政权，同时也害怕实施三权分立、放开报禁、践诺公民自由权利会引发乱局，从而欲说还羞、欲做还愁。但是，最可怕的是，中共若不早下决断，错失良机，不只是羞，不只是愁，党国将由腐败而崩坏，人民将由哀怨而奋击。那时，中共就将难逃其咎、而会在被告席上现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