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台湾提出李元簇为与会代表人选，本身就是一种“阴谋”。如果中共同意，台湾执政党大可宣扬自己的“突破”功劳，让副总统层级的官员参加ＡＰＥＣ会议；如果中共不同意，台湾执政党又可塑造自己的“悲情”形象。
为了防止这些情况发生，中共采取的作为，似是既不让台湾有所“突破”，也不让台湾执政党有“悲情”的机会。近日来，中共外交部门官员在论及台湾与会代表人选的问题时，其语意，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对李元簇的否决，但仔细探究，中共的表态都是间接的、避免正面冲击的。中共的真正企图，是既要台湾知难而退，又不明确说出自己的反对李元簇与会立场。
另一方面，中共在问题初起时，就摆明要依据双方谅解备忘录及惯例处理台湾与会代表人选问题。该项谅解备忘录签署于一九九一年，只对ＡＰＥＣ双部长会议产生拘束，但对于一九九三年才举行首次会议的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共却主动延申该项备忘录的效力，并加上前八届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台湾代表人选“惯例”，指明台湾只能派遣具有经贸背景的部长级官员与会。
对于李元簇是否符合此项资格的问题，及如果台湾给予李元簇某种经贸官员头衔是否即可与会的问题，中共始终不曾明确表白。关于给予头衔，之前已经有辜振甫担任台湾与会代表的先例，但中共其实并不认可李元簇也采行这种模式，因为中共更在意李元簇的副总统资历，担心被台北视为一种“突破”。
如果中共担心台北在与会官员层级上的突破，为什么去年又一度对台湾派遣曾任行政院长的萧万长与会不置一词呢？分析人士指出，因为台北这次的作为太明显了，李元簇不但没有任何经贸资历，也没有任何经贸头衔，台北显然是冲着“突破”而来。
目前问题还没解决，但如果依据中共设定、解释的惯例，则台湾往后将只能派遣具有经贸资历的部长级官员与会，事实上，这等于是中共一次塑造“惯例”的机会，让台湾未来不得再在这种“惯例”下搞什么突破，让ＡＰＥＣ只是ＡＰＥＣ，而不是台湾的拓展国际空间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