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案发两天来，宝安区收容遣送站没有就此给出答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因此变得更为复杂。
首先，刘荷被送进收容站，陌生人侯某怎么会知道？刘荷与侯某素不相识，刘荷在深圳的表姑也与侯某素不相识，侯某是通过什么途径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一天）里知道收容所里有个叫刘荷的人，并且掌握了刘荷表姑的名字和电话？
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侯某与收容站是不是有特殊关系？侯某已向警方供认，他是在收容站里“捡”到了刘荷写的纸条才知道她与她表姑的情况的。果真如此的话，侯某也真够神通广大的，他可以随意在收容站里捡纸条，并且凭着“捡”来的名字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素不相识的少女领了出来。如果不是侯某与收容站有特殊关系，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收容站的管理太混乱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第三个问题：收容站是否存在“黑箱操作”？案发当天，警方已在侯某的住处搜出不少物证：大量查询收容遣送的单据和保领被收容人员的缴费收据等等，初步证实侯某经常到收容所“领人”。像侯某这样的“熟客”，收容站怎么会不提高警惕（按规定，来收容站领人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证、暂住证和工作证），反而敞开大门，让同一个人一次又一次把陌生人领出去？会不会有一群像侯某这样的“蛇头”垄断了保领被收容人员的“生意”？垄断的背后会不会还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由此产生的第四个问题让人不寒而栗：收容站是否只认钱不认人？根据张贴在大门口的“宝安区收容遣送站查询保领被收容人员须知”，每领一个人需要交纳２５５元。不难想象，常常去领人的侯某应该是收容站的“缴费大户”。收容站因此增加了收入，减少了收容、遣送的麻烦；侯某因此获得一次敲诈、赚钱的机会－－－看上去，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但是，收容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净化社会，而“蛇头”的目的是通过“领人”捞钱，当收容站为“蛇头”“致富”甚至猥亵强奸大开方便之门时，已经变质的收容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刘荷的悲剧已经发生了，收容站是不是应该检讨？他们应承担什么责任？现行的收容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冒领事件暴露了收容站管理中的大漏洞，这个漏洞不补不行！
两天来，记者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有关部门对此事作出解释，但宝安区收容遣送站及其主管单位宝安区民政局一直拒绝接受采访，很不愿意就此事的来龙去脉对社会作一个交待。其实，我们很赞成宝安区民政局王局长所声称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但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问最后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损害国家利益？是将问题曝光以期引起各方重视并最终杜绝悲剧重演的新闻媒体，还是像侯某这样的“蛇头”及可能存在于收容站里的管理漏洞和害群之马？也许，媒体的穷追猛打确实会伤害到宝安收容站小团体的利益，但在冒领事件发生之后媒体的缺席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缺席，却必将损害刘荷这样的被收容者的权益，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能正视以致于不断发生，最终必将威害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和真正的国家利益。
我们有些困惑。但今天，我们仍然和刘荷、广大读者一起满怀希望，继续等待答案。
消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