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爱国青年的命运

2001年9月28日，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被北京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法院正式开庭审判。虽然判决结果还没有宣布，但是根据中共以往以言治罪的惯例，这四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很可能面临长达十年以上刑期的判决（《刑法》中规定“颠覆政权罪”最少判处10年有期徒刑）。
这四名青年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们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无数的人。然而，仅仅因为组织学术性的“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特务机关秘密绑架，然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起诉并审判。
我不禁想起八十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参与，成为五四之后两个重要的学生社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却连这一丁点权利也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十几名成员、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成了“颠覆国家政权”，我不得不追问：新政权难道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的诸君好吗？
四个被审判的爱国青年中，张宏海和杨子立是我的朋友。回忆起一年多以前与他们交往中的种种细节，我的心里分外难受。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他们的人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我不是他们的亲人，没有去监狱探望的权利；我不知道他们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是否能够得到人道的待遇。然而，我深信，他们的失去自由，必然将推动自由更快地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于四个爱国青年的身上，比将“莫许有”的罪名加诸于岳飞的身上还要荒谬和可耻。著名学者殷海光曾经说过：“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描述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在台湾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