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险峻、高耸的山崖，在越南这片秀美的河谷中穿梭，沐浴着峡谷里所有的生灵。一条公路弯弯曲曲地从河谷中穿过，两岸无数的野芭蕉树永远伸着翠绿的手臂，加上更高处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总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用不着夸张的世外桃源。
站在河谷中的一堆水泥坟墓旁，看着上面熟悉的文字和陌生的名字，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挥不去的忧伤。
“30多年了，你是第一个专程来看他们的中国人。”2000年8月3日，一位越南老人话语幽幽地对我说。“不过，他们以后不会再孤独了。”“他们”是指长眠在越南国土上的中国人，牺牲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军人。
30多年了，他们一直孤独地躺在这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自己祖国的亲人们遗忘。于是我相信，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前，从中国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进入越南莱州省封土县30余公里的路途中，有一个绿树环绕，名字叫做“王窝”（音译），仅有60多户人家的傣族村庄不会引人注意。
公路旁的烈士陵园
锄去墓旁的杂草，洗净墓碑上的名字，这是王窝村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做好几次的事，这样的工作在每年的7月27日更是不可缺少，因为它是越南的“国家英雄纪念日”。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村民们简单地告诉我他们的理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门前的这条公路。”
汽车轮下30多年没有任何改变的崎岖公路是越南当地人熟悉的“10号公路”，它从王窝村前横穿而过，连接着老街、沙巴、封土、莱州和奠边府。总是激烈颠簸的汽车和它身后浓密的黄灰证明这样的土路面在中国许多地方已不多见，但它在越南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省际通道。
10号公路的建成曾经是一段段故事和历史：关于中国支援部队、关于越南抗美……关于公路边那个中国烈士陵园。
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许多座，分别位于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的地方，在他们的幕碑上都刻着：“中国后勤部队……”
“你们中国的军队是1965年来我们这里的，尽管他们全部都穿着我们越南人民军的服装 或者蓝色工作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中国后勤部队’，是来帮助我们修路的，总共 要修12条，我们门前的这一条是第10号公路。”王窝村的李阿林回忆说。
在翻译的解释下，这位74岁的老人还说：“这辈子我先后见过法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和中国的解放军，但解放军是最好的了！”
从1965年6月起，不断有身着没有军衔的越南军装的中国军人来到王窝村附近，依山伴水住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是住帐篷，后来砍了一些木头盖了木板房。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沿流入北部湾的巴索河修出一条公路来。
“中国后勤部队太辛苦太伟大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型机械，他们几乎只有一些锄头、锤子、铲子和手推车，所以都是用双手、用肩膀、用身体在与大山搏斗。”村民们回忆说。“他们这样进行施工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曾经怀疑在这样的大山中他们能不能修出公路来。”
“平时在路上相遇，士兵们总是很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好象他们都会说几句不标准的越南话。”63岁的王阿满老人说。“有时看见我们挑水、抬东西等等事情时，他们总会上来帮一把，而从来都不要我们的什么东西，就连水都很少喝一口呢。”
在修公路的同时，士兵们还不断不请自来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比如挖水沟、种田地等等。开始村民们很高兴，但后来看到士兵们实在太辛苦，不好意思再劳累他们，所以大家都约好尽量“抵制”他们的帮助。
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士兵们的友好和勤劳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尤其一些年轻的越南姑娘们。
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部队的战士们都成为了当地姑娘们关注的对象。于是每逢节假日，许多越南姑娘都会成群结队送些水果、棕子之类的礼品到解放军的军营里，借机会与战士们接触。
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部队作出了许多严格规定，不许干部战士与姑娘们接触。王窝村的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军队中有三名与他们说同类语言的傣族战士，而且家就在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金水河乡的傣族村，但那三名战士从来不能说自己的民族话，而必须说汉族话，为的是避免他们与当地越南傣族姑娘说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当时三名傣族战士中的童生如今已经55岁了，他当时是“中国后勤部队六支队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分队”的战士，1971年退伍后他一直在家务农。坐在金水河村他家的竹楼上，他告诉我：“在越南修了两三年公路，我只说过一次傣族话，而且还是在向部队首长请示之后。”
1968年的一天，一名傣族妇女突然发病，其家人慌乱中找到了军队的营地，请卫生员抢救，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老说不清楚是哪不舒服，一时无法诊断、治疗，情急之下，想到了士兵童生可以当“翻译”，经过领导特殊批准后，他唯一一次说了傣族话，使越南妇女得到了及时、准确的治疗。
“你们中国军队不但修通了公路，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 王窝村的村民最记得一位名字叫做王祥海的女兵，她是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名医务兵，对大家可好了，许多人都愿意去找她看病，有时即使没病也要找借口去看看她，送点自己家的水果呀什么的。但由于当地气候又热又潮湿非常恶劣，军队在野地里宿营条件很差，后来她病了，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伤心极了，尤其一些老人，村民至今也忘记不了她那美丽的笑容和温柔的态度。
我相信这位女战士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故事讲完的时候，不但是我，而且讲故事的越南老人都伤感起来。
50岁的刁阿利老人回忆说：“中国士兵经常帮助我们做事，逢年过节会邀请我们去开联欢会，还经常放电影给我们看，当然是和他们一起看。每次他们都整齐地坐着，而我们就随便了，只要高兴，坐在银幕前面后面看都行。”
村民说不清楚当时都看了些什么电影，因为他们听不懂中国的普通话，只能听一些云南省金平县的汉族话，不过他们知道电影放的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听不懂当然也很难看懂，与其说村民们是看电影，不如说他们在看新鲜、看热闹。46岁的龙阿仔说：“我们当时看电影，如果看见上面的人的帽子上有三个纽扣，就知道是八路军是好人， 如果帽子两边有两块布飘来飘去，就知道是日本兵是坏人。”
关于烈士陵园，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军营管理很严，不让越南老百姓随便靠近，也不找他们帮什么忙，而且当时它的四周都有军队严严实实地住着，所以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水泥坟墓是怎么一个个修建起来的。
中国后勤部队修公路的时候，不断有人死掉。村民们也经常看见有受伤的士兵被从劳动工地上抬下来，后来有些人就永远见不到了。有人清楚记得在1966年的9月24日，分别来自黑龙江省的王义明和安徽省的蒋家堂同时在施工中悲惨牺牲。
“他们死得很惨，都是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有一位老人还记得当时他亲眼目睹的惨状。
在艰苦施工的同时，偶尔还有美国飞机到来，投下串串炸弹，也在给士兵们不断造成伤亡。总之，到1968年底10号公路彻底修通，中国后勤部队决定撤走时，就留下了这座烈士陵园－－一座高大的分别用中、越文字刻着“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15座烈士坟墓。在纪念碑的左侧还醒目地刻着中国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语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它的右侧也用越文刻着同样的内容。
六支队牺牲的人当然远不止这些，而其他还有许多人都被埋到莱州去了，与在莱州和奠边府牺牲的人埋在一起－－那里埋葬着的中国军人烈士更多，据说有几百人，可惜目前中国人还不能随便去那些地方。
1968年的移交工作是悲壮的。没有人记得住那是几月几日了，但许多上点年纪的村民都还记得那天的哭声和眼泪，在河谷中久久不绝。密密麻麻依然身穿越南人民军军服，排列整齐的中国士兵庄严地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他们要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而他们的15位战友将永远长眠在这里。
15座水泥坟墓整齐地排列着，前面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10号公路，他们将永远陪伴着它的改变。今后，永远与他们为邻的将是他们曾经帮助、并为此而献身的越南人民。那天，越南方面来了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将永远守护这座烈士陵园－－犹如保护自己的烈士，爱护自己的家园。后来，政府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莱州省封土县里，交给了勐梭乡里，交给了王窝村。
第16位烈士是杨医生
“杨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为了让我们许多人医好病才死的。”烈士中最后一位牺牲的是医生，在15位中国战士之后，这里面唯一只有他不是军人。在越南采访的日子，无数位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告诉我。
杨医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医疗专家一起，没日没夜地为越南人民看病、治疗，由于条件艰苦，很多药配不齐，很多病治不了。为了能够解除病人们的痛苦，大家决定实验制造一些药品，而杨医生每次都要抢先自己品尝药效，用自己的身体作实验。
在1969年11月17日那一天，杨医生因为冒险尝试一种新制造的药品，却不幸中毒，在异国他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一年，他52岁。
2000年8月14日，经过整整10天的越南采访之后，我来到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
在昆明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查找到了这位医生以前的单位和住址，当时我也有种隐隐的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原来的单位和子女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次采访。几经周折，我找到了“昆明市官渡区南坝制药厂”，它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市中药厂”。
我首先找到的一位厂领导说：“杨润是我们厂以前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应国家的号召参加医疗专家组去支援越南牺牲的。”
杨润医生的三女儿杨惠英也在厂里工作。看见我的时候她有些诧异，当我默默的递给她杨医生在越南坟墓的照片，一看见上面的名字这位人到中年的妇女眼圈就红了：“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父亲的坟墓是什么样子的。昨天晚上我还烧了许多纸钱给他老人家……”
杨惠英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父亲，我们曾经多少次想到越南去上上坟，但每次去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他们都表示这样手续太复杂，反正每次都没有去成，很多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办起来都很难。而1979年两国又打起了仗，一打就是好些年，最后我们也死心了，绝望了，只好每年到‘7月半’的时候多给他烧些纸钱，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还得知杨医生的老伴许凤英依然健在，由于不喜欢住在城里，84岁高龄的她独自住在官渡区六甲乡小河咀办事处（村）老家。8月15日下午，我在离昆明市区10多公里的村里看到了步履蹒跚的老人，老人很奇怪陌生的我为什么会专程去看她。我对她说：“我刚从越南回来，我见到杨医生的坟了。”
老人怔了一下，突然哭了，站在飘着小雨的风中。我突然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去把尘封了30多年的悲伤再次揭开呢？也许我自己的确崇拜英雄，但我却无法抹去他们死去后给亲人留下的种种悲伤。
于是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老人不停抹去脸上的泪水。当时我甚至暗暗发誓以后不再来看这位老人，毕竟，我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很好的安慰话语，而且，我再也不敢去唤醒老人那些永远痛苦的回忆。
老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1967年应国家号召去越南的，第一次去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当时他说是先去了解情况，而没有多久后就正式出去了，永远没有再回来。
去越南后，杨医生偶尔才写封信回家来，每次都是简单几句话，都说自己在10号公路的工地、在莱州省封土县的工作一切很好，一切都很愉快，不用家人挂念。一直到后来有人回国了，家里人才知道其实那里的生活条件是那么差，环境是那么艰苦，美国的飞机轰 炸是那么危险，经常有人牺牲……
大约在1969年10月，家里人收到了杨医生的最后一封来信，让家人不要再写信到越南了，他很快要回国了。但他后来就没有了消息，直到不久后有关部门来通知他牺牲了 。
在越南采访的日子里，我听到了太多的人提起杨医生。一天傍晚走在村旁的10号公路上，我总在想：30多年后的今天，那时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许令现在的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我却愿意努力地去了解和思考，因为它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命都有关，是中国人历史的一个部分。以杨医生这样的经历和历史为代表，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30多年来越南人一直尊重、爱护他们的坟墓的原因，为什么越南人一直把杨医生说成是“中国的白求恩”。
从杨医生女儿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封1970年2月3日寄自越南的信：
“……我于（1969年）12月18日由昆明起程，23日过境到（越南）莱州（省）封土卫生厅原工作住地，想起我亲密的战友杨润同志的友爱、互助、和蔼形象，使我感到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24日中午乘车到烈士陵园，将你们交给（工作）组长带来的苹果敬献在他的墓前……我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组长劝我人总是要死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的死是为实行国际主义光荣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越南的）扎同志介绍杨（润）同志牺牲后，（越南）莱州省委、卫生厅以及工作组许多同志、河内大使馆、专家局的领导都派员到莱州敬献花圈、挽词……遵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宾的葬礼仪式于11月20日举行。早晨8时，封土全县各机关、莱州省委、大使馆都来人参加，追悼会仪式非常隆重，送殡的各族各界机关人数六百多人，小车七部，救护灵车两部……墓是四方形的，全部用水泥砌成，墓碑也是用水泥做成的，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莱州药材组 王仁康 70年2月3日夜”
当我仔细阅读30年前杨医生的同事写的信，发黄的信笺令我思絮万千……从此，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白求恩的故事了。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有一些难忘的选择，有时是幸福的选择，有时却是灾难的选择，也有人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名留千古。有人说过：“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现和表述，无论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都要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接受、去承受。”想必，作为中国人的援外史，杨润医生正是这样的承受者中的一员。
杨医生的二儿子杨光葆现在是昆明市某国营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他告诉我：“父亲在越南莱州省牺牲后不久的1970年4月，我的大儿子就出世了，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他取名为‘杨莱州’……”
如今，只要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的无边无际的触动。自从对杨医生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生存与死亡，喜怒与哀乐有了一些了解，接触到他们已经衰老的亲人对他们的思念，这种感觉已经不是从我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来，而是穿过一种历史的空间，从我的内心渗透出来。
去看看他们吧
曾经，那些如同杨医生一样的烈士、前辈们居住过、奋斗过，奉献过血汗、青春和生命的地方，无论今天是离离衰草，还是绿树成荫，都不该让人们忘记那些日子，忘记那些善良、无私的面容。
有许多次，总要去站在那些烈士面前，等待山风沐浴在我的脸上，然后在心里读一读他们陌生的名字。看着他们身后寂静的森林和面前蜿蜒的公路，我总有些悲伤的心情：森林作证，公路作证，他们曾经是那么勤劳、那么勇敢、那么善良……那么青春如花。为什么就没有再记得他们，或者来看看他们呢？这不是平凡的历史，不该让它往事如烟。中国人可以不停纪念那些在自己国土上被敌人杀死的人，却似乎很难想起在异国他乡捐躯的正义英雄。
由于弄不清楚越南人对1979年中越战争的看法，所以在采访中我总是有意回避这段历史，但越南人却不回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向我提起它，因为它与烈士陵园产生了一些关系。
王窝村的村长名叫罗阿金，今年40岁的他在5年前接到县政府的通知：今后他必须带领全村群众一起照顾好烈士陵园。
1969年中国军队完全离开王窝村后，烈士陵园就成了全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随时有人主动义务去打扫、看护，尤其每年的7月27日更是十分认真。尽管当地气候炎热，杂草长得飞快，但陵园总是干干净净的。后来一些人家搬到了烈士陵园四周住了下来，把它紧紧围在了村中间。
“但1979年2月你们中国军队再次打到我们这里，就让我们既害怕又奇怪，当时我们全村人都跑光了，等我们后来回家时，发现不少房子都被炮打烂了，烈士陵园的围墙也炸倒了一些……中国军队当时没有从10号公路上走，因为上面埋了许多地雷，他们是从对面的山上过去的，但我们相信他们在山上一定能看见、知道这个烈士陵园。”
1979年的战争曾经成为越南政府对烈士陵园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十分关心，而后很少过问，只是提醒村民们不许去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保持到1991年，因为这一年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我们村里一直都在保护着烈士陵园，尽管政府有好些年不管了，但我们自己要管，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家门前的公路，这样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村长说。“对比1979年打仗打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军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于是，尽管1979年后越南政府曾经不再管烈士陵园，但王窝的村民们明里暗里却在管理着，他们不但修好了围墙，还不断地修补着每一年风雨侵蚀过的痕迹。
关于维护的经费来源，村长说：“以前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钱给我们，我们只好通过让村里的民兵出去外面劳动等等办法筹些钱，实在没有钱时就在村里号召让大家凑。”
在烈士陵园前面，有一间异常破烂的茅草房，我看见里面有几张破旧的课桌和一块黑板，村长说那是村里的学校，由于越南国家太穷，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将它盖好一些。
“这几年，村里有点钱都用在烈士陵园上了。”一位退休老师告诉我。当然，村里人的善良是不用再多讲了，而每天粗糙的饭菜和简陋的衣服更证明着他们的贫穷。
2000年8月5日，因为我的到来和采访，村长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十分高兴，他们全村人听说我要给烈士陵园照相，并且要带回中国去给烈士们的家属看，所以他们都一大早就起来集中到了陵园里打扫卫生，割草的割草，清洗的清洗，尽管里面并不是很脏很乱。
当我在村里经过潮湿、闷热的一夜煎熬起床后，上百人在粉红色的朝阳中已经开始的辛勤劳动立刻感动了我。
“村长让我们再打扫干净点，不然照片上不好看，让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不放心，那样我们也不安心。”一位村民对我说。
每次都是她为烈士们清洗碑上的污垢，让烈士们名字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她已经坚持了好些年，据说现年21岁的刀提远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我看见戴着越南圆形草帽的刀提远先用水从上至下淋湿墓碑，然后蹲着用刷子刷去上面的青苔和泥尘，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一个接一个坟墓地洗着，后来28岁的李提多和22岁的刀提海也来帮助她 。
我相信这些照片如果能拿到中国，刊登在报刊上，主人公无怨无悔的行为会令许多人感动，也会令许多人惭愧。
村里有许多孩子，在我刚到达的时候，他们都成天围着我十分顽皮，和我在中国见到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今天在烈士陵园里，当父母兄姐在打扫卫生时，他们都不再顽皮，或者帮助着干一些轻松的事，或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父母们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告诉他们烈士陵园的故事和来历。我看到一名安静的越南小女孩在观看父母劳动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善良而且激动的东西，那样的眼神令我久久难忘。小孩子的眼神能够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于是我的心在猛然间激烈跳动。我知道在她长大一些之后，一定会毫无怨言地继承父母们今天的工作，为这些中国军人守坟扫墓。
端着照相机穿梭在忙碌劳动的越南村民中间，我渐渐觉出一种特别神圣的感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无法描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而且要有一点性格的人才能体会到。每个洗干净的墓碑上都有一个名字，我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会埋藏着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段历史，比如中越友谊、比如援越抗美，比如10号公路、比如世界和平。
“你回中国后，如果见到这些烈士的父母和家人，告诉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像对待10号公路一样好好对待他们的儿女，都30多年了，也希望他们有空的时候像你一样专程来越南看看。”一位越南老人特意请我的翻译告诉我。
2000年8月12日，在采访结束后，心情万分矛盾的我回到与封土县接壤的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口岸，看见中国和越南的许多人在这里自由地来往和贸易，我开始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那座烈士陵园，不会忘记10号公路，特别是王窝村那越南小女孩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