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7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其中特别是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这样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6次弹劾张尧佐，是包公一生许多重大经历中的一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刚正不阿、大奸必摧、敢当风险的气魄、决心和毅力。人们称他为“包青天”赋给他许多神奇的幻想色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爱民，是一个轴心“清官不到头。”
“文死谏，武死战。”纵观历史，这两句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罢官受刑，就是被砍脑袋，几乎找不到能够安保终生者。司马迁是那样的博学多才，汉武帝也不是无能的昏君，就是因为提了几条并不算坏的意见，结果受了宫刑。司马迁含着血泪吟出了震撼千古的诗名：“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宫刑。”再细看与包公同时代的、并肩战斗过的很出色的谏官吴奎、陈旭、杜枢等人，也都在台谏的政治斗争中纷纷落马，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唯有包拯，一生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风雨，总是节节得胜，化险为夷。虽然也有两次小的波折，也并非出自台谏，这是很不平常的。
这是一个谜。这个谜，被神奇的故事、理想的光环、美丽的赞歌这块五彩缤纷的幕布遮盖了近千年，很少有人探其根底。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北宋王朝的统治者，接受唐王朝分封割据的教训，强调集权中央，统一法纪，提倡谦恭谨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政局比较平稳，生活
比较安定。在数十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颓唐懒惰，宽怠松驰；渐渐地发展到百职不修，纪纲废坏，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盗贼四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造反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经是危机四伏，美梦破灭，急需要来一场大的改革，清除积弊，振兴吏风。仁宗皇帝比较开
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以仁宗皇帝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介大胆的台谏，甚至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展开廷辩。于是一个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风暴便在皇帝周围刮了起来。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时的包公，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可以说，是仁宗皇帝需要、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的大声疾呼，于是，包拯便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包公是出不来的，即使出来也要被压死的。
正如包拯自己所说，他“生于草茅”，是一个不大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包公的母亲临产前夕还上山砍柴。包公青年时代虽然还有条件读书，但生活仍然比较贫苦。后来虽然考取了进士，又在家中守孝10年，直到29岁才出去做官。包拯长期生活在下层，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十分了解。他能关心人民生活、反贪除霸、清正廉洁与他的贫苦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包公的远祖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志士。他与伍子胥既是好友，又是宿敌，史书上记载着他们之间一个要灭楚国，一个要救楚国的悲壮故事。包公童年时代，就熟知这位远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故事，受到很好的熏陶。包公22岁在家守孝时，翰林学士刘筠出任庐州知府。这是一位工诗、善文、才华出众、一身正气的清官。他就是因为与当政的奸相丁谓势不两立，才要求外任的。
刘筠很重视人才，特别赏识包拯。他的言行，为包公做人起了榜样的作用。包公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他的理想集中起来就是：忠君、爱国、爱民。爱民，是一个轴心。他的所有奏折，都是为了爱民，同时也是为了忠君爱国。他的言辞是激烈的、尖锐的，但是他对仁宗又是尊重的，虽然有时唾沫迸到脸上，但他仍是一片赤诚的表明，他是忠心保护宋王朝，没有半点轻视，更没有半点儿私心。他的决心是大奸必摧，同时也清醒地认
识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什么事也是办不成的。因此，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打动仁宗的心。力绝鲁莽、傲慢之气，而且经常表明，自己认识肤浅，思想愚昧，如果有不妥之处，甘愿伏罪。他的奏折，有时可以使仁宗出一身冷汗，却不会怀疑其忠诚。
这些绝妙文章，现代人读来仍然可以学到许多哲理。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仁宗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你可以批评，但是绝不允许蔑视、不尊重。触到了这根神经，就要丢乌纱砍脑袋，甚至灭九族。包公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比较聪明。
包拯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踏实，讲究实际。他必须抓住事实，才发动弹劾，弹不虚发。他的批评很严厉，又经常设身处地为仁宗考虑，他有什么难处？如果第一个方案达到不到，能否采取第二、第三个方案。这样就给仁宗提供了一些缓冲的余地，有了下台的阶梯，打破了僵局。譬如许多人共同弹劾贵戚张尧佐，说他不配当三司使。仁宗正在迷恋张贵妃，不愿太伤感情，下不了决心。包公就婉言提出能否调出外任，缓和一下舆论，逐步分段解决矛盾。这样仁宗就有台阶可下，打破了僵局。
既勇且智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举办了一次祠神会，请一些文人学士赴宴，吟诗作赋，欣赏歌舞。经费的来源是：衙门卖废纸的公款和苏舜钦自己拿出一部分私款。这本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有人向仁宗写了举报信，说苏舜钦不仅盗用公款，而且在会上大骂孔子，写《傲歌》，蔑视、攻击皇上。这一状，触动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禁职，一脚踏翻在地。范仲淹是苏的推荐人，宰相杜衍是苏的岳父，两位大臣也被拉下马，降了职。同时被株连的还有一批著名文人。保守派首领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苏舜钦是一位青年新进，颇有文采，敢于进谏，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被打击的这一批著名文人，其中多数也是包拯的好友。包拯是支持改革派的，他既没有参诱獯窝缁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