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我见

我的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想化的，换句话说，可能比较天真，之所以天真是因为，我的政改思路有很多关键环节寄托于极少数能左右中国命运的人愿意并且能够做出英明的决断，就像华盛顿的主动卸任，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举动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为前苏联感到十分的庆幸，假设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斯大林，我不敢想象苏联会怎么样，世界会怎么样。好在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设，感谢上帝！

一、政改的迫切性
关于政改的迫切性我套用江泽民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亡党亡国”。从中央政府到普通民众基本都有这个共识，我就不必再赘述了。
需要说明的是，政改的发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偶然取决与能左右中国命运的人的智慧、胸怀和勇气。

二、政改对经济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定的”这个定语其实远比“惊人的、翻天覆地的”一类词要准确。我们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盯着上海、深圳这样的“招牌”城市沾沾自喜，上海只能代表上海，代表不了更多的发展缓慢甚至裹足不前的其它不发达城市。同样，我们不能说华西村代表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这无疑是一叶障目。我无意抹杀经改的成就，不过我始终认为，把目光的重点放在问题上并努力解决问题要比躺在成就上晒太阳要明智百倍。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固然很大，但绝不是“惊人的”（深圳就其自身来说是惊人的，但如上所述，深圳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否则下面这两组数据恐怕会“惊死”你──中国八十年代初人均年收入是200美元，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800美元（暂且不去理会这个数字的水分），增长了四倍。而韩国六十年代初的人均收入是83美元，十六年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790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如果四倍能“惊人”，那么二十倍是不是能把人“惊死”？虽然这不是同一时间段的对比，但是，同样是经济大发展的二十年，我们的成就却远远比不上韩国人。
不，我不是想否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也不仅限于对问题的关注。昨晚央视《对话》采访的是惠普女掌门卡莉女士，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以卡莉最喜欢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我们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巨大的潜能（大意如此）──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中国就是蕴育着巨大潜能的国家，这个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了制约经济的巨大发展。更准确点说，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系及社会信用体系相对滞后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命门”就是政改，点开这个命门，我们的巨大潜能才有可能得到发挥，我们中国也完全可以取得比过去二十年更令人叹服的成就。
是不是一“政改”、一“民主”，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呢？不是的。我甚至认为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形，由于政改会将一些社会问题引发，比如国企的问题，在政改初期，国民经济可能会发展极其缓慢，在某些领域还可能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
如果一个民主制度国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一样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泰国、韩国在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原因在哪里？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导向发生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会立竿见影，相反在某些时段，蓬勃的经济发展往往会让人们忽视这偏差所埋下的祸根，而认为不良资产的产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无独有偶，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上世纪初也发生过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原因在哪里？在于政府对经济过热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也没有完善的司法桎梏规范市场行为。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是不断地在失败与挫折中学习与进步的，他们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也在逐步的完善、科学化。
前天看了一文《重新评价六四》，该文作者将东南亚金融危机归咎于民主制度是一种张冠李戴，扣错帽子了。民主制度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有问题。

三、稳定压倒一切
我知道有不少人比较反感这句话，之所以反感是因为有些人在南辕北辙。其实这话说的非常在理，只是好经被歪嘴和尚一念就全变味了，这些“歪嘴和尚”维持的“稳定”通常是以压制、打击为手段，扼杀民众的正当诉求，而这种诉求往往已经关乎到民众的生死存亡了，可想而知，即使通过高压手段获得了暂时的所谓“稳定”，但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这种隐患绝不会自行消除，只会不停地积聚，直至在压制终会失效的那一刻爆发，这种爆发极具破坏力，我们对其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爆发。
有人说，“六四”若推后五到十年发生，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话决不是危言耸听，但我个人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将是一场灾难。假设中共政府真的被颠覆了，必将出现“权力真空”，而我们中国并没有其他真正有实力的团体能够控制住局面，所以，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手握枪杆子的军人决计不会作壁上观，他们的叁与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发内战，十三亿人陷于水火刀枪之中不仅对中国是场灾难，对整个世界也同样是灾难。
而民众就像股市里的散户，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有人说假如散户齐心协力、统一行动，就可以打败任何一个庄家，可谁都知道，在股市里统一散户不过是痴人说梦。
用散户来类比一下民众，也是一样的道理。
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的，只有中共，但前提必须是──
1、对形势有足够的认识；2、对政改有足够的决心；3、对政改有足够的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四、政改必须举重若轻、循序渐进。
中国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权力寻租导致的官员腐败（我认为腐败有三个主要表现形式，即∶鲸吞、蚕食与不作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两极分化，司法系统的孱弱，社会道德的堕落等。解决这些问题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随着政改的进行，这些问题都将跳出来引发社会的波动，这种波动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诸多社会矛盾也只有通过这种波动来逐步的化解。如何释放这些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是非常之艰巨的。倘若稍有不慎，让这些能量一下子统统释放出来，中国必乱。所以中国的政改绝对不能“快刀斩乱麻”，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共必须有能力举重若轻，否则，政改失败同样会导致中国的灾难。
无奈的是，从“人治”向“法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依赖“人治”，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有强权的领导人。听起来很自相矛盾是不是，但我想不出会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在相对稳定、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想想确实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无奈的事情了。

五，半民主制度
让我把这些无奈暂时放在脑后，不去想它。对于具体的操作步骤，我也有一些想法。
首先，需要造就一个“半民主”的制度，即民主的人大与不完全民主的政府并存。（这是我的杜撰）
官员腐败可以说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不妨从这里下手，因为近几年的反腐工作虽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痼疾，但是起码造就了一种良好的反腐的社会氛围，继续深化反腐工作是民心所向，而获得民心是保证稳定的重要条件。进行反腐的同时，必须保证新官员不能继续腐败，办法只有一个──监督。谁来监督？人大和司法。人大和司法本来就具备这样的职能，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其监督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欲矫正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对于人大来说，必须走的一条路是民众直选人大代表。对于司法来说，也有一条路必须要走，那就是司法独立。
先说人大的选举。就象我前面说到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不主张全国人大也叁与进来，应从省级及以下开始。民选的代表最初至少要占据半数以上的席位，最终逐步形成全部直选。议长可先由政府提名议会投票通过来产生，再逐步向民众选举议长过渡，或者干脆弱化议长的权力，让议长只是主持议会，记录讨论、投票结果，把决定权完全交给议员的选票。
政协的选举也一样，并且要并入人大，形成上院与下院的格局，下院的民选代表比例应明显高于上院，将监督权分配开来，人大可着重立法、监督政府，政协可着重监督司法。总之一个原则是不能由某一个机构掌握过多过大的权力。对于组成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必须允许其有自由发展、合并的自由，必须用宪法保证其叁政的权力。
省市级领导的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也暂时继续由民选的人大来进行，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实行公开竞选，使民众了解候选人，并可以向他们所选的议员反馈自己的意愿，由于人大代表有半数是民众直选的，相信“举手代表”、贿选、监督乏力、政治透明度不高等现象会有所好转。
对于政府，不但要进行有效的监督，更要削弱政府的权力，我们现在的政府所掌握的权力过大，范围太广，加之目前社会普遍的“拜权”思想，很多官员只要高喊着发展经济等一些口号就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很危险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这有多危险了。另外，随着中国十一月加入WTO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必须符合国际准则，我们的政府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
是的，“半民主”是一种妥协，但我认为，欲控制社会矛盾，让其“能量”逐步释放（绝不能爆发），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妥协。这种妥协是“官”与“民”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缓冲。

六、司法独立
司法的独立是依法治国的前提。目前我们的司法是依附于政府的，这就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与不可替代性。但是在“半民主”体制下，司法不能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换言之，这里面要有人治的成分在其中。
民间有这样的传言──现在被法办的贪官只是冰山一角。
说到这里，让我先讲讲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情节──林则徐到广州赴任后，质问所有的官员，有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没有拿过烟商的一两贿银，“当受我林某三拜”。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关天培。后来有个烟商为了保命，将自己贿赂官员的帐本交给林则徐，上面记载了绝大多数官员受贿的事实。林则徐见之不喜反怒，说∶“你难道让我把广州的官员都抓起来杀了吗？那谁替我禁绝烟患？你居心何在？！”随后，他又当着两个要员的面，将这帐本斥之为栽赃陷害、挑拨离间之物，并丢进火盆里付之一炬。两要员从此归附林则徐，做起事来也无后顾之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事实。不过，如果民众的那个传言属实的话，我们的司法恐怕必须要学一学林则徐了。
（又自相矛盾了是不是？）

另外，政改有几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如，30％的不良贷款怎么处置？机构臃肿、体制僵化的大多数国企如何改制？军队如何国有化？军界里的违法军人如何惩治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如抽丝剥茧，有的甚至无法解决，只能由全体公众去分担消化掉。
暂时就先说到这里吧，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让我这小人物想的脑子都有点乱了。
祝福中国，庞克，200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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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江泽民已经明确表态∶1，中国不会实行“三权分立”（在一次同民主党派代表的座谈会上）---这样，你所盼望的“司法独立 ”是不可能的了； 2，中国不能进行“直选国家领导人”（在一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这样，你想先通过民主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想法又要落空，因为一旦这些代表都是直接民选，他们就很可能要提出根据人民的意愿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而共产党肯定又不会答应，所以你的这个设想又未免天真。

实现民主制度，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如果共产党能够发挥作用，当然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并且自己也可以在烈火中再生；但是共产党已经明确的拒绝了这些可能性，那么民主制度最好的途径是什么呢---和平演变！相对于暴力来说，这是破坏程度最轻的社会革命了---我对于靠共产党来实现民主制度，已经彻底失去希望---正如同靠慈禧太后来实现“宪政”一样，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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