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透视中国政府目前实行的垄断性的粮食收购体制，中国政府压榨农民的政策便令人瞠目。前中国政府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先生1988年11月2日承认粮食的合同定购价格偏低。直到80年代后期，国家仍然从农民手里每年拿走大约800亿到1000亿。另一位中国农业问题的权威官员杜润生则说得更具体一些：粮食收购名义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价值从1954－1995年来一直低于市场价格。
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如此压榨农民，中国共产党政权独此一家。“在前社会主义阵营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经过对农民的如此压榨时期，即使有像苏联那样的野蛮的集体化，也只是短暂的时间。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便开始了调整”。“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保障的工资制’”。“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相似，而且原始积累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愚弄农民。为了贯彻执行“压榨农民”这一基本国策，共产党政权采用了软硬两种手法。软手法是指抓住农民弱点，愚弄农民，搞愚民政策。农民人多，受教育不多，文化也少，最容易被愚弄。共产党为了压榨农民，首先便抓住了农民这个弱点。在人民公社时代，山西大寨的农民陈永贵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核心学习小组，宣布懂得毛泽东思想，就懂得了一切，这是那个时代对农民的最典型的愚弄，这个农民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仅凭这个事件本身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愚农政策愚到了什么程度。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中国恶名昭彰的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与南非曾经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半斤八两，1978年以前中国农民的奴隶地位和今天的二等公民地位主要就是拜这等制度之“福”。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1958年代表政府向人大代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说明时，却说实行这种制度是“为六亿人着想，对六亿人口负责，来保护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这等话与一个强奸犯强奸一个女人之后还恬不知耻地说“我给你带来了快乐”有区别吗？打从农民高高兴兴分到土地，中国农民转眼便被套进了集体化的大麻袋之中。而为了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共产党政府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愚农政策、宣传口号。杀了地
主，分了田地，转眼间便说私有土地制制造悲剧。1953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河南16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3753个农户当中有185户正在卖地。”
合作化时代，不仅有“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这等愚弄农民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联想故事，更不可思议的是：山坡上只能放养两只羊，三只就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院子里，一个人只能种五棵蒜苗，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连那从地里连根拔起的韭菜，也被当作是在让不断孳生的“资本主义”拔苗断根，断子绝孙。
为了从农民嘴巴里抠粮食，共产党不仅说自己“价钱公道”，还给粮食取了众多别名，什么“政治粮”、“忠毛粮”，更以政权的身份将不花钱的爱国主义廉价标签到处乱贴。“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糖”、“爱国菜”等等比比皆是。河北省安国县的县委书记，挨家挨户动员农民交售这种“爱国粮”，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但是，他用一种又酸又涩的口吻说道：“让农民爱一次国，少收入一百多万元。”张爱玲小说《秧歌》的那个“王同志”--国家政权在村子里的代表，向农民要钱要粮时，口中念念有词的也是“爱国”及其“对政府的态度”之类。农民心甘情愿地接受压榨，变成了“爱国”义举，而不情愿接受压榨，则成了“不爱国”。如此这等，让农民不知天下还有“是非”两字。
直到今天，以“爱国”之名压榨农民，仍然是共产党屡试不爽的剥夺农民财产权益的愚农手法。辽宁省劳模潘有财、大连市十大优秀青年张利民，二人带领全家垦荒，向国家纳粮无数，在那顶远近闻名的“爱国农民”的光环下，两个农民种粮10年，张利民欠外债44万元，家里连台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住的是低矮土房，1995年过年连猪都没杀。潘有财欠债42万元。他的女儿结婚，连嫁妆都送不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