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这篇文章，让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篇文章对李鸿章的极端“愚蠢”的描述。他“愚蠢”到如此地步，甘愿地承担“人情所最难堪”、“费力不讨好”之事，这使得“每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都被国人目为卖国者”，而成了举国的“公敌”。他自作自受，成了“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的一个‘罪魁祸首’”，他一直到死，都在“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然而，在这感触的背后，笔者又有另一番感触：对李鸿章的评价，中国人决非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至少，笔者在80年代，就读到史学界关于李鸿章的比较客观评价。为何《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格外引人关注呢？
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与李鸿章的极端“愚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总是被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巧妙地绕了过去，他们既不屑于做，更不想去做。恰恰相反，“有人情面子”、“不费力又讨好”之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倒是做得铿锵有力，因为这可以十分容易地凸显出“政绩”。这才是《李鸿章之死》这篇文章在当今中国唤起了人们关注的原因。
兹以“让民营企业主入党”一事为例来说明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的绝顶“聪明”。这是目前中国最迫切之事吗？显然，今日之中国，绝非民营企业主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他们并非递交了多年的入党申请书而求之不得。显然，今日之中国，也绝非中国共产党非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不可，以至于没有民营企业主的入党，中国共产党就无法运转。事实上，此事之所以在今天要拿到台面上来摇旗呐喊，仅仅是因为，此乃“不费力又讨好”之事，此乃“有人情面子”之举：民营企业主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入了党便可再捞取一笔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之？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又可以把动员了多少企业主入了党，来作为“政绩”，又何乐而不为之？
但是，如果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个个都如此绝顶“聪明”，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但愿中国的新一代官僚们也借鉴李鸿章的“愚蠢”，能做一些“人情所难堪”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中国更迫切之事，不是“让民营企业主入党”，而应当是“让民营企业主纳税”。据经济学家胡鞍钢估计，中国每年的税收流失大概为5700-6800亿元，在这巨大的流失金额中，民营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们的偷漏税占了多少？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心知肚明。这一偷漏税的金额已经足以保证全中国数千万下岗工人有饭吃。这一偷漏税的金额也足以解决全中国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
设想一下，要是让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深入到每一家民营企业，动员企业主严格照章纳税，并以此作为“政绩”，这样的“政绩”，而不是动员入党的政绩，会带来什么后果？当然，这种催人交钱的事情，是“人情所难堪”之事，是“费力不讨好”之举。但却是正大光明之举！无论如何，这种难堪也绝不比当年的李鸿章更难堪吧！
所以，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但愿所有中国党政官员们都学习李鸿章的品格，少玩弄些小“聪明”，少从事些“作秀”之举，多做一些虽是“人情所难堪”、但益国益民的事情。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历史是公正的，李鸿章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中国人终于为过去错怪了他而感到自责。10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把李鸿章看作是竭力扭转民族危难的功臣：他使面临灭顶的中华民族之灾难缓解到了最低限度。他的“非敢爱身，惟虞辱命”之品格，他的“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之气概，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人的楷模。
今日之中国需要李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