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德清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相传，干山塘边有户人家，养了三个女儿。她们长大后都在塘对岸找了亲家，老父亲一个接一个的把她们体面地嫁了过去。到后来，年老体衰的父亲自己没吃没喝了，就去找女儿借米，不料一个比一个推的利索。老头无奈之下，只得去四处乞讨（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德清县卷》420页）……
老父为嫁女儿，嫁空了家产，到头来，女儿翻脸不认人，此类悲剧在过去甚至在现在都是不少见的。老人的悲惨景遇受到了人们的同情，女儿们的负心缺德也必定要受到谴责。但是在我们乡土的价值资源中，除了报应以外，再也找不到谴责的力量。
我们且看这三个干山人的女儿是如何报应的呢？
一日，老头乞讨到了一座庙里，见一巨大的百脚精，两只眼睛雪亮雪亮。百脚精张开大口，正要吃老头，老头抡起打狗棍就甩了过去，正好打中百脚精的头，百脚精直挺挺的倒在地上死了。老头挖下了百脚精的两颗眼珠。
老头首先想到的是回报曾救过他的船夫，就把百脚眼珠送给了船夫。船夫要没要那两颗眼珠没有交代，但是，船夫却以这两颗夜明珠来实施对女儿们的报复。船夫来到那三个女婿家，说老头捡到夜明珠，要给女儿换嫁妆。三个女儿听了，十分高兴，就让船夫把嫁妆搬了回来。
百脚精，乃虚构的神物，用打狗棍打死百脚精，更是虚构的可笑，但是既然有了虚构，最荒唐的虚构也是符合逻辑的了。因为，没有这样的虚构，老头怎样来翻身呢？一边是众多的不孝女儿遗弃老父这一严酷的现实，一边是寄托在虚构基础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乡土的道义真是苍白无力，一贫如洗。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把这个故事放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放到先人们局促狭窄贫困的生活空间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在生活的底层挣扎的窘况。人，仅仅是劳动力，生产工具，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糊口，糊口的目的也是为了劳动，当劳动力丧失以后，就意味着成为了累赘。而作为子女们也同样面临这样的生活窘境，遗弃累赘，也就是成为了理性的选择。据学者们考证，现在在某些少数民族，还有将失去劳动力的老人集体放在山洞里，任其自灭的风俗。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风俗，我们先人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乡土文化资源中相来没有人的目的就是人的人权观念，不知道赡养老人、敬重老人也是为了自己将来得到生活的保障和得到尊敬。于是，谴责的力量缺乏了道义的支持，没有了力量，成了无本之木。
道义的力量就在于道义本身。正如人的目的就是人本身一样，任何以金钱、权势、神话来为道义增加分量，都是对道义的亵渎，也是对道义的误解。正因为道义力量的贫乏，在传统社会的社会整合中，权威、宗法、财富甚至神坻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说，我们乡土的道义贫乏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的话，尚为重建提供了某种可能，深入分析，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道义的贫乏，还在于我们根本不相信道义的力量，我们情愿相信神物、神力，去不愿去寻找现实中道义的力量。表现在我们思维中的就是以恶制恶。在我看来，人们对老父亲的同情，在故事传说里变成了老头施暴的合法依据。在他有了力量以后，尽管这个力量也是依靠神力而来的。
我们还是再回到上述的民间故事中。最后，老头和船夫一把火烧了载回来的嫁妆。在熊熊火焰的想象中，故事的传说者和听者大快人心扬眉吐气。殊不知，这批嫁妆也好，女儿家的物品也好，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在我们的传说中，财产都是和不义挂钩的，从来没有公民产权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代代相传，熏陶着一代又一代乡人的民间文学。
现代社会的文化因素有两条，一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道义、良知的精神因素，二是公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这是载着我们驶向幸福彼岸的双桅船。而在我们的乡土中，这艘双桅船难觅其踪影。
有人早就说过，在我们的乡土文化中已经长不出现代化的萌芽，只能是借助别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兴起，就是赖以产权的明晰，以及产权等各经济要素的交换的自由。
透过苍茫的大地，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一艘船从大海深处驶来，一根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那么，另一根呢？那根若隐若现的，正在冲破晨雾的是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