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闻自由，哪来媒体发展空间？

北京市政府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停止播出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和卫视音乐台等六套境外电视节目，并要求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须限期拆除不符合规定安装的电视接收设施。据中国官方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执行国务院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发布的“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并根据北京市广电总局的部署与要求实施的；不过，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要求中国媒体要为召开十六大做好服务，以及中国国家主席日前表示今年头件大事就是召开十六大，可以研判中国之所以停播境外电视节目，乃是为了维护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的政治气氛。

中国只凭一纸命令就悍然停播境外电视节目的作法，对照最近外国传媒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可能开放中国市场，因此积极寻求进入中国的乐观态度，显得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去年底，全球传媒大亨梅铎拥有的新闻集团独资的STAR获准在今年上半年通过有线电视系统在广东地区全天播放综艺节目，这是继ＡＯＬ美国时代华纳旗下华娱及凤凰电视之后，获得中国批准的第三家外资电视媒体。据称，中国近期内可能批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ＣＮＮ在内的三十多家外资电视台，在珠江三角洲合法落地。这些外资电视台对于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市场，以及中国在经济大幅成长之后可能带动民主改革的效应，产生过度乐观的评估与期待，而且，更一厢情愿认定中国在入会之后，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规范，开放其传媒市场；事实上，此次中国政府下令停播凤凰卫视等六套境外电视节目，正好可以印证中国尽管经济开放，但政治上仍然紧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言论与新闻自由，人民更缺乏知的权利，在这种专制独裁，对新闻严格控管的社会中，欲求传播媒体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痴心妄想。

其实，不只是外资媒体对中国市场缺乏正确认知，媒体更是对这块所谓十三亿人口的中文市场大饼，垂涎不已。尤其，部分在戒严时期得利于市场垄断而茁壮的传媒，在解严之后，基于特定意识型态与市场，对中国抱持幻想，愈来愈向中国倾斜，不但成天唱衰台湾，否定台湾的一切，把民主、自由、繁荣的台湾形容成炼狱一般，却不断歌颂中国，将专制独裁的统治当成宝，鼓吹台湾人前往中国发展，赞同一个中国原则。坦言之，这些媒体固然百般向中国示好，希望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却不知在独裁政权中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就是媒体。多少独裁政权因为开放媒体，放松新闻与言论管制，而面临垮台的命运。而以统战起家的共党政权更是掌控媒体的高手，更不可能开放言论与新闻的领域，自取灭亡，君不见这些媒体尽管表态亲中，却至今无法进入中国市场，道理在此。而且，目前获得中国批准落地权的外资电视台，也只能播出电影、体育与节目，并不包括新闻。可见新闻是中共政治控制的利器与禁区，岂容外人侵入，分一杯羹？

中国将媒体当成统治工具，人民缺乏言论与新闻自由，可是亲中的台湾媒体却视若无睹，不敢置喙，反而对于民主的台湾极尽批判否定之能事。最近，党政军退出三台，成为台湾媒体的一大争议，论者在释股与公共化之间争论不休，尽管公共化的利弊应该理性讨论，却被一些有心人士贬抑为政府企图控制媒体的阴谋。事实上在威权时代，党政军掌控媒体是作为统治工具，因此去除政治力的不当介入，确为媒体改革与争取言论自由的重大诉求，但是在民主化之后，政府是否应该拥有媒体，就应该视之为一种公共政策的讨论，而不是政治角力。民主国家几乎都拥有公共媒体，只要能够建立透明化的监督机制，三台的公共化不应被视为一种必然之恶。尤其，在讨论此一议题时，更不能忽视在中国仍然禁止台湾媒体进入的同时，却有不少中资、港资色彩的财团在台湾购并媒体，在我内部建立统战言论的滩头堡。未来，一旦政府股权释出，会不会落在中资手中，不免令人忧心。部分台湾媒体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已使台湾社会充满“中国的声音”，未来再加上那些中资媒体，势必如虎添翼，言论倾斜的现象将更为严重，这是不能轻忽的问题。

言论与新闻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是监督制衡政府的机制之一，中国在此方面付之厥如，实在无法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接轨，因此尽管其经济开放，仍是一个不适合安身立命的国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与一国两制，并非出自于政治的仇恨与恩怨，而是彼此的制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截然不同，就像水与油，是不能融合在一起。而在中国入会，世人普遍认为中共政权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对外开放之际，北京政府停播凤凰卫视等外资电视的作法，正好打破了外界不切实际的幻想，更给了亲中派的台湾媒体一个严重的警讯与讽刺。

《自由时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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