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农民活路在哪里?

作者:热风 发表:2002-01-08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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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国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农村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还农民以自由,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学无术、以权谋私的贪官向农民压榨。

朱eF基坦承最担心农业

中国总理朱eF基最近在文莱出席东盟高峰会时坦承,中国入世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弊大于利。他最为担心的是国内农业,因外国农产品以现代化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过中国,如果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便会对农民生计构成影响。

看着朱eF基一脸凝重,在中外记者面前坦言“我不开心,我伤脑筋,我最担心的是农业”,可见这个问题是多么困扰着他。过去中共领导人虽然也经常提及“农业危机”,但这次不是“狼来了”,而是实实在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对九亿农民来说,他们将面对不可预知的世界市场冲击波,处于“自生自灭”的可悲境地。

犹记当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推行。农村人口是中国社会低人一等的阶层,他们根本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享有在城市实行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换句话说,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从“成本”最低的农村起步。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找到了定位,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农民不但摆脱不了贫困,而且越来越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有能力承受入世后带来的种种困局吗?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披露的统计资料承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抑制了农村消费增长,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局承认,入世之后,农民收入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大幅减少。会不会出现“官逼民反”的局面呢?这是中南海最为担心的事。

农业生产力最低的国家之一

众所周知,中共是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然而从“建设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权者却对农民实行层层“扒皮式”的压榨。与西方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政策相反,中国是依靠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牺牲,来换取对工业的大量投入和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的。

这是一组沉重的统计数字:

──中国农业生产力是世界上最低下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间,中国农业的人均产值是三百十六美元,而印度是三百九十五美元,最高的是丹麦,为五万二千八百零九美元。世界上除非洲国家外,只有三个国家低于中国的水平,它们是越南、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中国每一千名农业工人才有拖拉机一台;印度为六台;北韩为十九台;丹麦为一千一百三十三台。中国对农产品总量的加工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而发达国家占百分之八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廉物美的外国农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先天的落后条件,令广大农民又要承受新一波的“试验”风险,他们的活路在哪里?他们的忍受力有多大?


李昌平“告御状”的震荡

其实,就算没有外国产品的冲击,农民的活路和忍受力早已成为国内外的关注话题,其中持续一年多的“李昌平上书中南海事件”,至今余波未了。

去年三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朱eF基,讲述农民的困苦,表达对中国九亿农民现状的忧虑,要求中央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农村、农业俗称“三农”,李昌平用一句非常简洁的话道出了“三农”现实的严峻局面:“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指出,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很难落实。近年来,没有对农民提供贷款,即使有极个别例外,月利率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惨场面。”

李昌平的“告御状”,得到朱eF基的两度亲笔批示,指示有关部门要重视问题的严重性,并派人下来明查暗访,证实李昌平的反映属实。于是,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但是此举却使当地干部利益受损,李昌平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结果,几个月后,面对强大的“官官相护”压力,李昌平不得不“自愿”辞职下岗,南下深圳当了一名打工仔。

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负债

说来也难以置信,所谓“当地干部利益受损”,只不过使他们每人每月少了两百元的“外快”而已。李昌平所在的湖北省监利县,是当今中国农村的典型写照,它位于洪湖附近,历史上有过“革命根据地”的辉煌,盛产鱼、棉花、生猪、芦苇,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现在却呈现“千家万户尽萧条”的悲凉景象。

当地农民有一本“农民负担监督卡”,要交名目繁多、莫名其妙的税项,什么国税农业税,基本水费,管理费,乡村统筹费,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办交通费,畜禽防护费等等。没有钱交税费,就要向亲朋好友筹借,甚至变卖家产。种不种田都要交人头税,如果交不出,就会被扣押,以至当地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负债。

由于种田亏本,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负担便向人头上加,以致税费逐年增加,每年达五百多元,而他们每亩稻米的收入才三四百元。九三年粮食平均每公斤收购价是人民币五角至六角,中央近年将长江流域的小麦和早稻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后,更是令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每公斤收购价跌至人民币三角八分至四角,不少人将农作物收成卖出去后,反而亏损二百多元。

吃“农家”的贪官

更要命的是,农村也是贪官横行,与城市所不同的是,他们贪污的对象,不是“公家”,而是“农家”。农民激愤地说,根本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上面只知道要钱、要命、要粮。有一首顺口溜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这种乱象:“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政策如谎言。”

监利县连续四年遭受水灾、旱灾和虫灾,上面拨款修建移民村,安置了一万多名受水灾影响的农民,其中有来自国际粮农组织的紧急救灾拨款。原农业局长涉嫌贪污海外捐款,谁知当地检察院立案侦查半年,至今仍未能上交法院处理。村民投诉,那些挪用公款的贪污腐败分子把钱弄走了,去年的救灾米被扣了一半。而年年加重农民负担的监利县党委书记,在李昌平上书事件之后,反而官升至荆州市副市长。今年四月,监利县召开的人大会议,将生产总值大幅缩减了十四亿元,反映出以往干部向上虚报数字的严重程度。

而移民村因为“干部如蝗虫”,用光了费用,变成无人管,搞得一团糟,道路一片泥泞,原先计划有自来水供应,结果是农民自己掘井,水质很差,呈黄褐色。有部份住户交不出电费后,全村被停止供电。

该县乡镇企业经营则全面萎缩,八成以上停产。二十四个乡镇,全部都有负债,达四亿元,这些欠债,大多是高利贷。近来乡镇不良债务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干部腐败、大吃大喝、买小汽车,还有“超标准”兴建豪华办公大楼,与破烂不堪的农舍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次土地革命模式出现?

身在南方特区的李昌平,仍不忘家乡,最近他接受传媒访问时呼吁:要真正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是代表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呐喊,不知朱eF基听得见吗?

中共主政初期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被视为第一次土地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包,被视为第二次土地革命。近来国内传媒纷纷报道,现在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模式出现了,全国有不少像湖北监利县那样,农民大量流失,土地变成一种资产,以农田入股在市场上寻找商机。事实上,已经有国际财经杂志断言,中国入世后,通过引入西方先进技术与新品种、新管理方式,中国农业市场利润可高达百分之六十,将是在中国投资最赚钱的行业。

投资中国农业市场是不是有利可图,还得看下回分解。但不可不知,像上述监利县那样存在大小通吃的干部,是中国农村普遍现象,又如何同西方先进的新管理方式合二为一呢?用旧瓶新酒来搞第三次土地革命,只会孕育更多的贪官,制造更多的贫困农民。在城市众多国企的拍卖改造过程中,经常出现“公家变私家”的丑闻,希望农村走向国际市场化之际,不要重覆这种怪圈,把几千年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变成一小撮人的生财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各地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镇择业经商打工,允许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竞争就业岗位,简化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办理居住证明和就业证明等各项手续,被视为取消农民“贱民”身份的措施,颇有“皇恩浩荡”的意味。但国内有学者指出,由于土地与人口比例不可能改善,未来即使达到五成的城市化比率,仍有八亿农民必须生活在农村。这样看来,城市放宽农民自由入城,并不能根本改变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唯有从农村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着手,还农民以自由,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学无术、以权谋私的贪官向农民压榨。要知道,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国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当中国经济发展一次又一次将农民作为垫脚石后,也到了应该让他们寻找自己被埋葬的尊严的时候了。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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